陈修远当初为了让岛上人口增加，大力吸引宁波府一带的移民，还让王洪等人到江北引导北方的流民来岛，条件也是非常的优厚，就土地这一块儿，就是秉持先到先得的政策，岛上适合耕种的土地，已经被占据了三四成。来岛上经商、做工还有渔民也是如此，建房造屋土地基本上都是零成本，丁税、农税、鱼税几乎没有，这岛上了徭役更是没有，岛上陈家的建设，更是高价吸引雇佣劳力，为的就是尽快增加人口，可管理上就比较粗放式了，岛内警备队、岛外巡逻队，只要没有大的纠纷或群体事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陈修远示意秦瑞章接着说，只见秦瑞章接着说道：
“现在岛上的人如同自治，没有一个应该效忠的对象，就像是一盘散沙，一切认为都是理所应当，侯爷府在他们眼里，基本上都成了摆设，有了纠纷争执甚至都到宁波府断案。所谓升米恩，斗米仇。等侯爷府需要的时候，怕他们会弃岛而走！”
看着大家都有些愣，秦瑞章接着说道：
“就拿流民耕种的土地来说吧！他们只是占了一块地耕种，没有地契在手，可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地就是他们的，同理在岛上其他居民也是如此，他们不认为是这里的，而是认为是临时逃难在岛上的，据我所知，有的百姓来岛上拼命挣钱，又回到宁波府置办了田地。”
陈修远脑子转的快，马上就理解了秦瑞章的意思。百姓们在岛上没有“根儿”，也许认为以后又如同当年那般，害怕朝廷实行禁海迁民，这岛上的一切又成了泡影。如何让百姓们把根儿留在这里呢？
秦瑞章接着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继续吸引百姓上岛，但也要给百姓一个定心丸，由侯爷府请奏朝廷，或者直接给百姓签发地契，还有就是税收，农税、商税、丁税等都要制定，近期可以减免，但不能无计划，种地完粮参军报国，几千年来皆是如此，这样岛上百姓才能定下心来！”
秦瑞章一番话，让陈修远如湖灌顶豁然开朗，手里抓住了地契，心里面才有底，交了“保护费”，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侯爷府的保护，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分钱也没有给侯爷府，遇到官司纠纷冤屈危难，怎么好求侯爷府出面解决呢？打官司只好打到宁波府了。
大明这时期的苛捐杂税泛滥，应当说是明朝开国太祖皇帝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贫寒，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贪官污吏欺压之苦。所以他当皇帝之后，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政治清明的社会。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视贪如仇，动辄就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再比如，带头当廉政表率，规范从政原则，号召民众参与监督等，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明显效果的。
但是人亡政息，他死后，明王朝尽管国号还叫明、皇帝还姓朱，却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了，皇帝不务正业、腐化堕落，奸臣当道、乌烟瘴气，宦官乱政、肆意妄为，党争不断、内讧不止等，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
其中最显着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明末内忧外患频频，朝廷便以此为由，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加派赋税。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
大明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
庞大的国家机器要正常运行、各级官吏要正常开支，只能采取加赋加派的方法强收豪夺了。据说加派的“三饷”，到崇祯十二年，竟然高达两千余万两，远远地超过了正税的收入，老百姓的负担之重，已经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
更为可恶的是，老百姓的负担增加幅度，并不是简单的提高倍这样简单。因为各级贪官污吏都不会放过这个搭车搜刮的大好机会。暗为加派者，不知几百千万，私派多于正赋。甚至有的地方官吏捞了钱，却借口老百姓负担重，不忍心收，扣下饷银不上交中央，自己享用。
本来，征收“三饷”，是为了维护内外秩序稳定，但如此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逼老百姓铤而走险。有人感叹：“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
于是，一个误区、一个怪圈就此形成。大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不绝，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无力筹备军饷组建军队，又不能任蛮夷、流寇蹂躏国家而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征收巨额赋税，却又将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为御敌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为寇，要荡寇又得加派，于是恶性循环，乃至朝廷到了如此地步，就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