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松仅用了三个月就彻底平定了哱拜之乱给了万历皇帝极大的鼓舞。 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万历皇帝显然信心十足。 朝鲜战场上的南兵与北兵之争，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皇权与江南仕林的争斗缩影。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先理清一个问题，江南仕林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江南仕林并非是单指来自江南的仕族大夫这么一狭隘的概念。 张居正做为大明从祀学宫，让九卿及科道官议论。 当年的十一月十八日（1584年12月19日），万历下诏陈献章从祀学宫，也就是配享孔庙。 这是万历皇帝企图以‘白沙心学’来削弱‘阳明心学’对朝堂的影响。 他之所以如此忌惮‘阳明心学’也并非没有根由。 “心学”祖师爷是南宋着名的学者，象山先生陆九渊，他的代表名言就是：“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明代的心学发展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 因湛若水与陈献章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有继承性与一致性，白沙心学、甘泉心学可合称为“陈湛心学”。 阳明心学则是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再延伸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道理。 后世有种比较小众的明亡之论，就是有些人认为“阳明心学”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源。 此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大明建国，太祖以程朱理学为显学，做为国朝的主导思想。 而在具体的治国方针上，则在元朝的户籍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和固化阶层壁垒，使百姓能快速安居和繁衍。 在百废待兴的大明初期，这种阶层固化的户籍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使得新生的大明百姓得以快速稳定下来，并恢复了农业生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渴望进阶的新生代们则对这种固化的阶层制度有了极大的不满。 宣德时期，这种矛盾便已经初现端倪。 开海和禁海之争，便是这种矛盾具象化的体现。 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这种禁海政策的背后，其实隐射的是海利被以皇权为代表的大明勋贵阶级独享。 要知道成祖禁民间海船，但是他自己却派郑和七下西洋。 而能够在这七次大航海活动中分到利益的，就只有当时朝廷的勋贵阶级。 其它阶层出身的文臣武将，则毛都没分到一根。 这也是为什么宣德皇帝想要再次派人下西洋的时候，文官们会如此激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在大明的制度下，科举是其它阶层跨越仕族阶层的唯一出路。 然而就算是在万马千军中厮杀出来的科举文臣，实际上也与大明国朝真正与国同休的勋贵阶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关键就在于：“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 这是太祖为了优待军人，保持部队战斗力的政策。 然而也正是因为爵位制度的存在，把大明王朝的文武天然割裂为两个阵营。 在永乐后期，大明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 周边能打的都打的差不多了，所谓鸟尽弓藏，以武立身的勋贵集团也开始集体享受生活。 此时，跨越阶层上位的文官集团渐渐坐大。 到宣德时期，跨越仕族阶层的文官集团已经初步有了与勋贵集团叫板的实力。 于是便有了初步的交锋，阻止以皇权为首的勋贵集团下海获利，就是文官集团对勋贵集团开的第一枪。 此时的文官集团都是以“理学”为根基，在科举大潮中厮杀出来的佼佼者，他们的武器自然就是“理学”。 所以在这一时期，大明的“理学”思潮被进一步固化起来。 文官集团也逐渐压制住了勋贵集团。 而后‘大明战神朱祁镇’的登场，则是得以让文官集团用一场‘土木堡之变’，把大明勋贵阶层的精英全体葬送。 使得文官集团在与勋贵阶层的战斗中取得了完胜，皇权就此被彻底压制。 其实把‘土木堡之变’完全归于朱祁镇一人的过错，并不公平。 要知道朱祁镇幼年继位，诚孝张皇后虽然不垂帘听政但她摄政。 此时的大明军国大事也基本由她一言而决。 然而她受‘理学’思想影响严重，牢记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 制定以不破坏祖宗之法为前题，将一切不急的事务全部废止，时时勉励皇帝向前人学习，并委任得力的辅佐大臣的策略。 将军国大事委任给五位大臣，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及礼部尚书胡濙。 在诚孝张皇后的纵容下，文官集团第一次尝到了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甜头。 “三杨”对幼年皇帝的过度管制之下，使得君臣渐渐离心离德。 这也就为日后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隐患。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诚孝张皇后薨逝，文官集团的靠山轰然倒塌。 年轻的正统皇帝，也开始回收皇权，此时他对文官集团彻底失望，勋贵集团的代表张辅又因年纪老迈选择了中立。 于是正统皇帝只能扶持亲近的宦官王振与文官集团争斗。 ‘土木堡之变’表面上是王振的怂恿，但实则是朱祁镇企图用一场惊天动地的赫赫武功，来扭转自己受制于文官集团的窘境。 只可惜，正统皇帝高估了自己，最终成为了一名受人唾弃的“瓦剌留学生。”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万历皇帝与正统皇帝的经历就会发现，两人前半生惊人的相似。 万历皇帝显然是汲取了正统皇帝的失败经验，所以没有将目光看向宦官群体，也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因为继“三杨”之后的张居正，显然也吸取“三杨”的宝贵经验，将万历皇帝的身边最亲近的太监冯保拉拢了过来。 从而避免了第二个王振的出现，否则朝鲜战争，或将成为另一个‘土木堡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