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厂之前建的厂房还有许多空置，直接划出一块来做为医院用地。 朱由校已经将玻璃的生产练的娴熟，同时还将望远镜的制造技术也完全掌握。 光学显微镜的制工艺并不复杂，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没有强光光源。 侯平只能用折射原理做了一个采集太阳光的集光桶来当作光源。 这就导致这台显微镜只能在有强光照射的时候才能使用。 虽然用起来很麻烦，但是总比没有强。 这边侯平正在紧张的筹备大医馆的事情。 那边佟黑还终于再次来到了织造厂。 双方也确定了首批货物的交易，总价高达五万两银子。 跟随佟黑还一起的范明，当场付了两万五千两银子。 首批货物主要还是以棉布为主，棉甲则只订了一千套，其中两百套是带铁片的。 以织造厂现有的人力规模，要加班生产一个月才能勉强生产完成这批订单。 仅首批订单就将产能撑爆，可见扩充产能已经刻不容缓。 …… 正月十六日，青州举人张其猷上《东人大饥指掌图》，其上还写了诗，诗中多有“母食死儿，夫割死妻”之语。 此图一出朝堂哗然，见之者，无一不潸然泪下。 谁都没想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这场旱情会有如此严重的影响。 在朝廷赈济十万石之后，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灾情愈演愈烈，更有扩大趋势。 而同样遭受了严重旱情的通州已经完全消弥了灾情。 毫无疑问，这次灾情贡献最为突出的是通州的下等县漷县。 据统计，通州灾民总计约七万人。 由于漷县持续赈济灾民，约超过两万人接受到了直接赈济。 再加上其它地方也因受到漷县出色赈灾能力的影响，这次通州赈灾出其的清廉。 使得朝廷下发的七万赈济粮几乎都实地用到了赈灾上面。 这就是典型的示范效应带来的好处。 而山东的旱情则恰好相反，虽然朝廷拨了粮赈济，但是真正用到实际赈灾中的寥寥无几。 而且一些官员为了能得到更多的赈灾粮，甚至故意将灾情扩大。 这也是导致灾情越赈越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月十八日，万历皇帝下旨褒奖通州各级官员，同时宣布将通州划为抚治特区，由太孙府统辖施政。 晋升阁臣李三才为太孙少保；调山东按察使高第任太孙府詹事。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观政户部，翌年任临颍知县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 为官廉洁，缴上来的赋税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 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调任户部主事，翌年被派往苏州钞关收商税。 其后又转任户部主事管禄米仓、升户部员外郎、外放大同知府、湖广右参政、山东按察使等。 从他的履历来看，就知道此人对于商税之道功力颇深。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此举是万历皇帝在为税赋新措保驾护航。 除了两位倍受关注的重点职务外，太孙府的一众署官也都有任命。 其中就有侯平之前打算拜师的名儒刘宗周，他被任命为太孙府主簿。 正月十九，淮安府上奏，山东饥民流离入江淮一带，卖儿女求生者不计其数，已经成人市。 户部议发太仆寺银十六万两以及分振米六万石、平粜米六万石赈灾。 万历皇帝批准了此次赈灾粮款。 二十一日，又遣监察御史过庭训星夜赶往山东监督赈灾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安抚山东民心。 不久，过庭训和山东巡抚钱士完上救荒事宜十二条的奏折，万历皇帝全部同意。 本以为这次灾情至此应该告一段落，然而还没过几天，灾情便又进一步扩大。 由于淮安和徐州本就存粮不多，大量灾民的涌入，导致这两地也出现粮荒。 而河南也同样因为大量灾民涌入，部分存粮本就不足的地方也出现粮荒。 二月初七，巡按唐世济上奏，请求允许改折漕粮，免除还未征收的米麦粮食赈灾。 漕粮也就是税粮，是由国家统一代收、运输和储存的粮食。 改折，就是改变为由地方政府和私人代收、运输和储存，提高了粮食运输效率。 对地方上来说大有好处，但是于国家而言，等于是削弱了国家对当地粮食储备的主导权。 这对朝廷来说其实就是在饮鸠止渴，可是现在灾情如火，如果不同意的话，灾情进一步扩大，事态只怕真要失控。 万历皇帝内心无比愤怒，可是他对这种情况也是毫无办法。 如今灾情如火，不救：便失掉天下民心； 救：则进一步丧失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 相比起失掉民心，他也只能无奈的向地方政府妥协。 二月初八，正准备下谕旨同意各项救灾所请，太孙府突然上奏一封紧急奏折。 其大概意思就是现在通州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手建设，请朝廷允许设专项通道引山东饥民入通州。 现在对朝廷来说，最难处理的就是山东饥民四处跑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能妥善安排这许多饥民，这无疑解决了所有地方的问题。 二月初九，万历皇帝罕见的主动召开了朝会。 近三十年来，除却去年梃击案外，这是万历皇帝第二次上朝。 满朝文武都有惊呆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要惹得皇帝他老人家亲自上朝。 似乎最近除了山东的灾情外也没什么别的事。 按以往的尿性，这种事皇帝不是都下几封谕旨就完事了吗？怎么会弄到开朝会的地步。 明朝的朝会流程涉及多个环节。 从官员的进入、排列、到皇帝的到达、早朝的开始，以及奏事的进行，都有严格的规定和仪式。 这是侯平第一次正式参加大明的朝会。 早上三点多就起床洗漱，穿好朝服，前往皇宫门口等着。 凌晨五点时，宫门开启，从左掖门（武将走右掖门）进入皇宫。 在金水桥南侧按照文、武分为左右两班，并根据各自的品级排好队伍，越到前面品级越高。 此时起就有负责纠察的御史在旁监督，凡是有咳嗽、吐痰、拥挤或仪态不整的都会被记录下来，朝后会处罚。 鸣鞭之后，官员们就排队前行到达奉天门丹墀前，在御道两边站好，静候皇帝上朝。 随着钟鼓司奏乐之后，皇帝在众大汉将军和锦衣校尉的护卫下，到达奉天门。 皇帝座上御座之后，再次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文武两班齐头并进步入御道。 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之礼，是为“大班”。 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勋戚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至此，朝会正式开始。 没错，这奉天门前的广场，就是皇帝和朝廷大员一起办公的地方。 所以朝会也被称为“御门听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