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总谓破题最难，其实高务实觉得这些人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们读书“钻得进去，跳不出来”。破题一道，在高务实看来有三个关键：思想的高度、概括的力度、语言的精度。 这三条，放在后世，是对什么人的基本要求？ 写文案的公文秘书。 好比有个中央的精神传达下来了，作为公文秘书要秉承这些精神转成当地的文件，需要什么呢？ 需要能着眼全局看待问题，这叫思想的高度；洋洋洒洒几万言，那是对全国而言，而他所处的地方有哪些是可以对应的，得完美的提炼出来，这叫概括的力度；遣词造句、行文习惯符合时代潮流和当下所需，这叫语言的精度。 高务实当年就是干这个出身的。 所以，对高务实而言，时文也是如此，无非是换成八股文这个体裁罢了，难在何处？ 他几乎想也没想，就提笔在草卷上写下破题： “道本乎天，修而廷献也。” 这，高务实写得颇为随意，全文的亮点其实就在破题一句。 至于为什么这样，但不是高务实不重视，这其实是很多前辈以及师兄们教他的经验。 大多数的考官都是科场过来人，深知乡试的考生在写之时很多都还没有睡醒，而由于一天要考完七篇文章，所以也很难又回头仔细检查、更正的机会，所以一般而言，不仅文气不足，甚至某些时候还会法度不严，很难断定一个考生的真实水准。 那么怎么办呢？有经验的考官在看一位考生的头一篇文章时，只会把精力集中在破题上，看考生这篇文章的破题水平如何。如果破题破得好，一般就可以断定这个考生的水平是不会太差的，那就可以继续看他后面的文章了。 如果破题破得不对，或者不好，那么接下去的文章，考官也就不会抱持多大的期待——一般来说，除非全文极佳，否则取中就有些难了。 这就是高务实专注于破题的缘故。破题之后，就可以写得随意一些，毕竟考官人数有限，两三天时间要看那么多考卷，你当人家真会逐字逐句审视推敲？ 只要破题够好，后面的一般就是“晃一眼”，看看有无大的违规，没有就算过了。 但这仅限于。 因为一般而言，自然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高务实因为身边有许多考试经验十分丰富的前辈和师兄在——其实他们的监考和阅卷经验也很丰富——所以他是非常清楚今天考试的重中之重何在的。 首重书是“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的“道”是引导的意思，“政”是法治禁令，齐是一律之意，也就是用刑律来统一人的行为，使之不犯法。免于刑罚，而无所羞愧，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礼，是品节礼法，以道德教育要求，民耻于作恶，格是至的意思，即能做到，意在强调道德。 读四书不能光知道本文本意，要想考得好，朱注必须清楚，朱注怎么解答这段话呢？ 朱熹注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始终，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使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这一题，是个深层次的的考题，哪怕在高务实前世，也还是法制禁令和道德教育二者不可缺一，虽然在历史上各个时代之中，二者程度不是等同，但实际上总未超越孔子所说的范围。 而题目只出后三句，可见重点在于论“道之以德”三句，其论政对比“禁之”、“引之”、“法立”、“身率”，以及推论“见责”、“见弃”、“惭愧”、“勉强”、“自然”的层次。 所以这一题的重点就不仅仅是破题可以看出好坏的了，而是在于观点，也就是“讲道理”。 讲道理的主要看起比和后比，高务实的主要精力也集中于此二处。 他的起比是这样写的： 禁之勿为小人，与引之共为君子，其意同而厚薄分焉。天下为意之厚者，为不忍负耳。而此不忍负之心，遂足验天良于草野。 法立而使之避，与身率而使之从，其情同而浅深判焉。天下惟情之深者，为不能忘耳。而此不能忘之见，已足流教化于大同。 意思清楚，论点明白。但这还不够，因为这还只是相当于后世议论文摆明观点，还要进一步补充说明，那就要看后比了： 但见愚者奋之于前，愚者化之于后，以为见责于国典，犹可言也。见弃于圣人，不可言也。有可弃之实，而圣人不遽弃之，则尤不能安也，而愧悔之心交集矣。 且由愧悔而生勉强，勉强而至自然，以为负罪于朝廷，犹可言也。负疚于吾心，不可言也。有省疚之明，而吾心终益疚焉，则尤不能安也，而修能之念弥殷矣。 …… 乡试虽然比道试要紧得多，但高务实深知考场诸多门道，仍然考得极快，到下午放头牌时，他便第一个交了卷，被开门放出。 这几天是不会知道考试结果的，高务实出门毫不留恋，急着回去吃午饭——这次考试的午饭是考场准备，不许自带，理论上花的全是朝廷的钱。但朝廷小气惯了，河南又不甚富裕，是以午餐只是两个烙饼、几片五花肉和几块时鲜瓜果。高务实这一世比前世有钱万倍，早就奢侈惯了，见那五花肉端上来都成冷盘了，哪里吃得下，所以就啃了几口饼子，等着早点交卷回客栈补餐。 但由于他是第一个交卷出场，仍然被安排“礼乐”，一路吹吹打打地送回了住处，又浪费了些时间。跟着他来的家丁也不好上前，只能一路跟着，回到那所被他包场的小客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