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也是同年，而且只是乙科，此时做到知监，官位还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对此毫无芥蒂，对苏颂的招待甚是感激，特别是他毫无保留，详细讲解了铁监的运作，让王安石大开眼界。</p>
杜中宵笑道：“京西营田能够如此顺利，多亏了铁监。有了铁监，才有了各种农具，营田务不花多大本钱。营田一时无钱粮时，也可以从铁监借贷。那不是那里，营田岂能如此容易？”</p>
王安石点头：“委实如此。我在铁监那里看过，实是大开眼界，万没想到天下还有如此地方，如此制造各种货物的。以我估计，铁监那里，一个人可以当十人用，尚且不止。各类机器，着实用处无穷。如果天下再建几处铁监，朝廷何愁缺钱粮？那里的东西换成钱，肯定超过茶税酒税。”</p>
见王安石认真，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只有一桩难处。铁监的货物处处有用，人人想要，可哪里变出那么多钱来？如果铁监的货物全用买，天下必然钱荒，实际卖不出去的。所以现在，那里产出来的货物，大多都不是卖的，而是由朝廷直接拨走。如此一来，赚到的钱也就没有那么多了。”</p>
王安石道：“此话不错。没有铁监的货物，天下还钱荒不断，处处缺钱。那么待晓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置？总不能一直这样，由朝廷拨到别处去，只还些钱粮回来。一直如此，对于铁监来说，做得好了做得差了并无大的区别，管事做事的人必然不用心。”</p>
杜中宵道：“还能有什么办法？就是要天下的钱多，有了足够市面上用的钱，一切好办？”</p>
王安石连连点头：“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西川一样用交子，则难免朝廷虚发，坑害百姓。要多铸钱，则天下产铜有数，铁钱又不方便。”</p>
杜中宵道：“介甫，既然提起来，那我们便议一议此事，左右无事。何为钱荒？不能说钱荒是天下的钱不够用，而是市面上的钱不够用。市面上的钱，不只是跟每年新铸的钱的数量有关，还有跟两件事有关。一是百姓得了钱，存起来，则钱就从市面上消失了。再一个，即使不存起来，总要用钱的时候才会把钱花出去。这个时间可能是三两天，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以年记。就是钱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时间越快越好。一是太多钱存了起来，再一个流通的时间太长了，才是钱荒。”</p>
王安石连连点头，这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第一点他能理解，王安石对钱荒的认识，除了新铸的钱不够外，再一个就是天下富户积累财富，钱藏于豪富之家。</p>
解决的办法比较粗暴，即发富民之藏，以济贫户。历史上王安石的改革，很多措施都与此有关。钱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倒是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p>
杜中宵道：“自汉铸五铢钱，于今已有一千余年。历朝历代，铸了多少钱存于民间？本朝立国之后铸钱之多，甲于各朝，只怕还是比不上积攒的旧钱。这些钱如果不是藏于府库，埋于地下，全部都能拿出来用，何至钱荒？铁监的货物，多是大宗，买卖需要大量的银钱。不是家中存有大量钱的人，其实无法与铁监做生意。这样的生意，本就限制铜钱流通，这又是一桩难处。”</p>
王安石想了想，问道：“待晓以常平司在樊城等处开设商场，便是为了让货物方便发卖，让钱尽速流动起来么？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如此生意，确实可以少用许多钱。”</p>
杜中宵道：“此是一样。真想解决钱荒，还要用其他办法。只是我诸事缠身，现在只是有想法，还没有实行。等再过一两年，才能着手此事。有钱荒在，不只是铁监难做，商场其实也有许多难处。”</p>
钱荒实际上商业中货币稀缺，并不一定是因钱的存量少，更与货币流通速度有关。解决不了，国内统一市场就难形成，工业和交通带来的好处受到限制。以现在的商业体系，铁监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自苏颂任知监，已经慢慢见顶。后来发展的生产能力，大多都支援朝廷的基础建设了。</p>
第177章 分岐</p>
立国时，太祖说藏富于民，到了王安石变法，又要发富民之藏，以济贫民。所说的财富，其实更多的是指金钱，而不是实物。市场分割，商业经济不发达，会使大量的社会财富其实没有用货币标价。商业的落后，又使大量金钱沉淀下来，形不成资本，也抑制产业发展。</p>
宋朝民间沉淀下来的钱有多少？比流通中的数量多得多。两宋之交，朝廷加赋，曾有一个寡妇愿意一家替全县交钱。开一库存钱，就全数交齐，而他家存着的现钱还有好几库。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乡间小财主，就存了装满几间房子的现钱，当时的人也大吃一惊。</p>
流通中的货币，应该等于数量乘以流通速度。这个年代，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流通速度的重要性。</p>
杜中宵在京西路开设商场，增加流动速度是一方面，还有一个目的是打破各州县的行会垄断，打破地方壁垒，形成统一市场。统一市场一旦形成，局面就焕然一新了。</p>
听着杜中宵讲自己各项措施的意义，王安石不断点头。在地方为官已经九年了，有足够的经验，看见了各种各样的弊端，王安石一直在寻找改善弊政的方法。京西路的很多做法，让他耳目一新，形成了很多的想法。这一路走来，观察地方，体察民情，还是感性的认识。听杜中宵分析利弊，慢慢开始形成理性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到了舒州之后可以付之实践。</p>
舒州位于长江支流皖水边，就是后世的安庆一带，地理条件与襄州一带类似，营田务的很多举措都可以直接移植到那里。王安石的打算，也正是要借这一任通判，结合营田务的经验，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治国方法。只有真正地认识地方，积累足够的经验，王安石才会愿意到京城为官。</p>
与杜中宵比起来，王安石的理想远大得多，做事也主动得多。</p>
历史上舒州一任之后，再做一任知州，王安石便入京，不久就写了《上皇帝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思想。《万言书》是一种官员上书皇帝的文体，比较正式，倒不是长篇大论的意思。现在这个时间，正是王安石积累经验，总经自己改革弊政的思想理论的关键时刻。</p>
杜中宵讲完，王安石道：“依待晓之见，行会把持地方，把全国商业分割为一州一县，甚至一镇一村之地，使商贩不行，于国不利。如果打破行会把持，夺了牙人的交易之权，才可以使货物流通天下。不过如此一来，官府也就无法掌控民间贸易，使商贾脱离朝廷眼线。商人天性逐利，不事生产，若是百姓人人追逐商贩之利，耽误了种田，于天下大不利。”</p>
杜中宵道：“介甫，商人逐利，其他各行各业难道就不逐利了？民间有言，钱如密，一滴也甜，天下人哪个不喜欢？种田有种田的利润，经商有经商的利润，开工场生产货物同样有利润，哪个利大，便有无数人钻进去，把利润慢慢摊薄。官府只要从中调节，并不会相差太多。至于官府无法掌控贸易，便是开市场的意义。有朝廷自己开的商场，有民间百姓开的商场，各得其利。有自己的商场，官府可以通过调节抽取的利润多少，影响天下商业。然后通过税收、官买官卖、贷给本钱等等手段，掌控其他。”</p>
王安石听了，好一会不说话。以王安石的文化背景，他的性格，更加相信直接控制的手段。杜中宵这样间接控制的方法，不合他的心意。</p>
何必那么麻烦，既然官府可以开商场，可以直接生产、买卖货物，商业就由官方来做好了。直接朝廷出面，控制、管理大型商业，只有那些不赚钱的小生意，才放给百姓经营，岂不更简单？</p>
像铁监那样做工业，像商场那样做商业，再加上营田务这样做农业，农、工、商全部由朝廷设衙门来经营，什么大商户、行会、牙人，全部都甩到一边去，岂不是一了百了？</p>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也准备这样做。此次到枣阳来，一是要看一看营田务种田的模式，再一个看看村社经营。学习经验，到舒州之后，整合境内所有行业，试一试身手。</p>
听着王安石说着自己的想法，杜中宵有一种错觉，自己在跟一个似曾相识的国营大单位的一把手谈话。只是王安石这样的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认为，财富沉淀民间，朝廷积贫积弱，是现在天下最大的问题。只要财富到朝廷手里，就可以富国强兵，改革一切弊端。</p>
王安石容易走极端，一旦觉得哪种方法好，就推向极致。杜中宵这种一方面这样，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处处限制的做法，让他极不理解。既然官营有这么多好处，又何必留出民间发展的空间。</p>
杜中宵哪里有理论功底说服王安石，只能含糊过去，总要经过实践，才能改变认识。</p>
宋朝被称积贫积弱，其实后来的明朝中后期，又何尝不是积贫积弱？清朝的中后期，是不是积贫积弱？甚至后世的欧洲等国家，冷战之后是不是积贫积弱？与他们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样的局面。</p>
政权不掌控经济命脉，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宋朝用行会和牙人控制工商业，社会财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里剩不了多少。随着时间推移，会一步一步恶化。这种情况下，哪怕官方参与一些经济活动，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会被各种手段挤兑得不赚钱，甚至亏钱进去，成为民间势力积累财富的养分。不得不放弃，从而使官方在社会财富中分到的配额变得更小。</p>
王安石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进行分配，消灭中间谋利的商人和工场主，完全控制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一切利润由朝廷掌握。</p>
这怎么可能做到？无非是把生产和消费及中间的流通环节，纳入到官方体系来。以前是体系外的人分财富，变成体系内的人分财富。没有控制的手段，体系内的人难道就比体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贪婪？</p>
杜中宵的办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经济，以足以能够控制社会财富为度。通过这一个体系，调节官方抽取利润和积累的比例，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来影响社会生产。官方不能掌握这样一个独立的体系，要么对经济无能为力，要么对某个阶层产生依赖，沦为工具。</p>
政权不是靠税收养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的特点。有必要，有能力，政权会出面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制、分封制，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权所有的基础上的。直接设立工场，从周朝开始而后历朝历代，都有规模庞大的官营工业。只有商业，官方难以控制，便有重农抑商。</p>
宋朝经过晚唐五代的混乱，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条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冲动。数次改革，重要目标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p>
第178章 富国强兵</p>
公有制不新鲜，不加社会主义这个限定条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不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作为工业资本的工场，中国一两千年，政权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是支付官员和军队俸禄的作用，维持政权运转的巨大成本，其实是由政权直接掌控的生资料来承担的。</p>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商业越发达，社会财富越向流通领域倾斜，政权的财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数次变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控制。</p>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知识，大多与宋朝的现实不符，没有照方抓药的条件。学的那些理论，是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原型推出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了不起加个俄国的农村集体公社做补充，所谓的东方模型是印度。中国这种大一统、政权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论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国政权历史上的常态。而在政治中被作为典型的中国模式，晚清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历史的常规形态。</p>
没有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根据经验来了。杜中宵建立的铁监，建立的以商场为核心的常平司掌控的商业系统，就是按照前世经验照猫画虎。不过那个时代的改革，初期是从有到无，把这些从政权的手中放到民间。现在是从无到有，先把官方掌控的工商业建起来。至于以后，只能从实践中摸索了。</p>
王安石听杜中宵讲着自己的想法，神色认真，但却坚持自己的想法。天下商人难管，如果一切由官营，就变成了吏治问题。而整顿吏治，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就太多了，正是官僚的拿手手段。</p>
“唉——”杜中宵叹口气。“介甫，我且问你，治理天下，为的什么？”</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