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东方的蒙地卡罗”由此整顿衣装，粉墨登场。
时间推进到19世纪的60年代中期，在博彩业和鸦片行业的高速发展下，澳门的财政收入已高达20万元，当时的博彩业已经具备完善的体系和巨大的规模，当年的火树银花金不换，还留存在老照片的黑白之间。
澳门赌场里最不缺的就是狂言与梦想，腰缠万贯的诱惑时时刻刻蒙在眼前，以至于狂热的赌徒看不到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之前，冼耀文在《生活》杂志上见过澳门赌场的照片，如今癫狂迷乱的赌城窥探了一角，等真正置身于其内，才真正理解其癫狂。
一入赌坊，满目的金碧辉煌，倾世罕见的财富逶迤堆积，直白的冲击或许更能激起人们的欲望，赤裸裸的财富摆在眼前，仿佛唾手可得，引诱着赌客不加节制地放下筹码。
由于葡澳政府的不加约束，无数澳门本地人投身到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活动之中，许多热爱赌博的妇女把孩子也带到赌桌之上，带入这一方浸淫贪欲，浓墨重彩的人间“不卢半呼”。
此时的赌场，可谓全民皆赌，贫富不顾。当年的赌博可与鸦片并立，就是依靠其巨大的成瘾性，赢的在贪心，输的想翻盘。
“赌”网恢恢，“输”而不漏。
这种病态的赌性决定了澳门近乎荒诞陆离的具象化的欲望，花天酒地，垂头丧气，财与色，泪与血，在澳门浑浊的空气中摇曳。
此时，澳门没有大型赌场，各种小型赌场四下零落，五脏俱全。
在街上逛了一会，冼耀文进入了豪兴公司旗下的一间赌场，一进入，堆积许久的香烟烟雾和各种气味就钻进他的鼻孔，蹙眉之余，他也把目光对向一张赌台。
赌台上，金光闪闪，所推的牌九由金砖制成，荷官洗牌时会发出叮当撞击的声音，赌徒边上放着大黄鱼或小黄鱼，也有他不认识规格的金条，做工精良，不像是某个土财主私铸的。
扫过各色金条，冼耀文又把目光放到荷官身上，光着头，毛发被刮得干干净净，嘴里叼着烟，不时有烟灰掉在赌台上，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汗衫，下身是一条宽松的棉布短打，很平常也很舒服的装束，但从中看不到制度和规则。
再看其他几个荷官，一个个都是怎么舒服怎么穿，压根不是统一的制服，论整洁和体面，真不如坐在赌台前的赌客，用金条赌的台子，赌客绝不会是一般人。
冼耀文已经从多个赌客的嘴里听到“阿拉”和“侬”，也有听到“吾”，一个宁波上海话，一个苏北上海话，也能听到不同片，不好猜测籍贯的粤语，以及北方各种更容易锁定籍贯的方言。
换一张普通点的赌台，站到一个穿着体面的六七岁孩子身前，看边上的女佣人从隐秘的裤兜里掏出包裹着的手绢，将其展开，从卷成一卷的纸币中抽出两张一磅的葡币放到赌桌上，随即，双眼露出痴癫的光芒，紧紧盯着荷官的手。
冼耀文不知道女佣人这把会输还会赢，但能猜到她大概就快被主家扫地出门了，把小少爷带到赌场，应该没有哪个主家能不责怪。
他不是来赌的，一点不关心赌台上的输赢，目光只放在人的身上，看穿着、听说话，观察下注手笔，以此大致判断赌客的经济条件。
等来到最后一张赌台，冼耀文办完了正经事，非常随意地扔出五元在赌台上，完)
![姐姐好凶[七零]](/wap/nocov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