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在新年时回胜利港参加完述职总结会之后，回广州时带去了足足十五万两现银和两千两黄金，作为驻广办开展通存通兑业务的启动资金。只要在驻广办办理了这个业务之后，海商们就不用再带着现银往返于胜利港与广州之间，只需有“海汉发展银行”开出的银票，就可以在驻广办或是胜利港的货币兑换中心直接换取足额现银，而且成色十足，无需再担心交易中的折色问题。
有施耐德这个老牌金融诈骗犯在广州坐镇指挥，对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制度漏洞，执委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施耐德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肯定会比执委会这帮人考虑得更为周全。陶东来这次去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看看具体的运作状况，并听取一下当地使用者的评价。
从胜利港到珠江口的300多海里航程，“闪电号”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完成了。但由于“闪电号”的外形太过惹眼，不适宜出现在广州城外，所以驻广办也早早就安排了船到珠江口外来让陶东来换乘。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陶东来才终于抵达了广州城外的码头。
为了避免引起闲人的注意，驻广办并没有倾巢而出去码头迎接陶东来，只有何夕带着张船匠的小儿子张千智，雇了一顶软轿等在码头上。接到陶东来之后简单寒暄几句，便安排陶东来上轿回驻广办。
当然驻广办内又是另一番气象了，施耐德等人早就准备好了接风宴席，陶东来一进院子就被直接领到了酒桌上。
陶东来看着这一大桌酒菜忍不住打趣道：“你们这个接风宴，超标了啊！别忘了我的任务可是来检查贪腐问题的！”
“陶总，要检查那也是吃饱了才有力气检查，超没超标那要看你有没有吃好，你要是觉得这顿没吃好，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超标，大伙儿说是吧？”何夕不由分说便将陶东来按在了主位上。
陶东来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计较驻广办这一顿饭价值多少银子，由于开展各种业务的需要，驻广办的财务自由度一直都相当大，日常千两银子以下的支出都不需要向大本营报备，只需在收支账上做好记录就行了。特别是何夕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多账目都是不适合公开的，相关的记录甚至连驻广办的一部分员工都没有权限调阅。
当晚宴席上陶东来也没有主动提及工作上的事情，所有人都在酒桌上尽兴而归。
第二天上午，陶东来才在书房中约见了施耐德和何夕，向他们了解驻广办目前的运作状况。
施耐德先递了一本簿子给陶东来：“这是参与通存通兑大明商户的登记资料。截止二月底，福广地区共有十七家商户使用了我们的通存通兑业务，最低交易金额一千两起，最高单笔交易金额七万五千两，是上个月‘福瑞丰’的生意，总交易金额现在已经超过我们当初带来的本金了。”
陶东来一边翻看簿子，一边微微点头。
施耐德继续说道：“按照目前的交易趋势来看，驻广办这边的现银输入量还是远远大于了输出量，这与我们目前保持的进出口贸易顺差是基本一致的。现在驻广办还有存银二十二万八千两，黄金有将近四千两。现在我们在驻广办外围接着后罩房的墙又扩建了一个院子，专门用来办理对外的银钱来往业务，等下我带你过去看看。”
陶东来抬起头道：“实际的运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主要还是信用度的问题。”施耐德毫不掩饰地说道：“虽然我们的产品在两广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金融领域，我们海汉这块招牌的信用度显然还远远不够。只有跟我们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商户，才会愿意使用我们开出的银票，而且这些商户出于安全考虑，基本都要求采用记名式银票，因此在市面上也根本不具备流通性。”
“没关系，建立信用，让客户养成习惯，都是需要一段时期来慢慢进行的，这个不用太着急。起码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只要最富最有权势的这批人都开始使用我们的服务，向社会上推广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难度了。”陶东来对于施耐德所说的问题还是给予了鼓励和安慰。
在这个贵金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年代里，想要推行信用货币的难度自然很大，这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也要得到社会大众的逐步认可才行。价值观的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驻广办在大陆也不可能照搬胜利港的经验，直接废止了贵金属货币的流通。至少从通存通兑这个来说，以施耐德为首的金融部门所做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这对于来往两地之间的客商具有极高的实用性，而且这批客商与穿越集团接触较多，“海汉”这块招牌在他们心目中的信用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当使用海汉金融服务的群体越来越大之后，相关部门就可以开始逐步推出不记名的代金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当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流通范围都只能是在社会上层人士的圈子里而已。
银票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宋元明三朝都曾有官方发行的银票，可惜的是官方虽然有发行信用货币的眼光，却没有管理货币的专业人员，最后都因为随意增发而造成纸券价值大跌，最后不得不被官方自行废止。从宋仁宗到清末，前前后后搞了八百多年，最终都没能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正是施耐德等人下定决心要去改变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