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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恐惧归恐惧茫然归茫然，该把握的机会还是得把握的。世子尝试着提出了几个琢磨了许久又实在没有把握的请求，果然李再芳毫不犹豫，一口都答应了下来；就是实在超出司礼监权限的事，也答允会尽力向皇帝转呈——从表情来看，这转奏的成功率估计还不小。</p>
彼此谈了半日之后，双方都算是满意而归。李再芳是自觉出色完成了飞玄真君万寿帝君交托的使命，此番回报之后应该可以不用看圣上的臭脸，日子都要轻松不少；穆祺则更是兴奋难耐，知道自己所筹谋的计划终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总管已经代表了宫中直接允诺，同意在京郊与河北划拨土地，开设作坊大规模生产由世子开发的所谓飞升“丹药”；并在天津卫一带开设港口、平整道路，方便后续船只的停靠与休整。</p>
这两样都是推动海贸刺激产业所必不可少的后手，他原本是打算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乃至撒泼打滚，拼尽全力也要强行保证过关。但现在好像是真有人给他开了加速挂，李再芳只是过问几句，居然就直接答应下来了。</p>
……这这，这效率是不是也太魔幻了啊？</p>
这还是他熟悉的那个吃啥啥不够干啥啥不成沙滩一趟两年半万事不往心里去的老登吗？</p>
难道照着后脑勺来一下真的能把人的性格改变到这种地步吗？他要不要将此秘诀传授给张太岳，方便将来给摆宗也这么来一下啊？</p>
穆祺拎着几张珍贵之至的批红回府，一路上脑子犹自晃晃荡荡，几乎怀疑自己尚在梦中。直到将批红全部寄出，一切办理妥当之后，系统在耳边叮咚一声，才终于拉回了他的注意。</p>
显然，这样迅猛激烈的效率极速刺激了历史的变动，偏差值疯狂上涨，又兑换来了一节全新的历史回响，而且还是接续着先前那通“看不见的大手”的暴论：</p>
【……三千万两白银的收入仅仅是变法辉煌成功的一个序幕。随着东瀛及殷地（部分文献亦称美洲）超级银矿的开采、全新提炼技术的进步，大安国库几乎是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在迅速膨胀。在天津、青岛、秦皇岛诸港口修建成功之后，保守派用来攻讦变法的最后一个借口也消失了——甲寅变法后的第八年，仅经由海贸输入京师的粮食多达三百九十万石，数量之多完全超出预计；以至于京城的仓库都不堪负荷，不能不紧急调用天津的府库。</p>
由于天津卫的库房荒废多年、有失打理，淤积的粮食存放数月之后，竟因高温而腐烂发芽，给沿途百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天津一带酸腐文人狂拍马屁，竟然还引用史记“太仓之粟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的记载，夸赞这是堪比文景之治一样的盛世。</p>
但很快，粮食腐败的恶臭就随海风四散飘洒，所过之人无不作呕，当然也就舔不下去了。而天津卫的地方官颇为不满，称呼彼时的内阁为“豆汁阁老”，据说是因为当时存放的粮食中有大量的绿豆，腐坏后与京城小吃豆汁的滋味相差无几；又是在阴阳当时掌枢的某位内阁重臣喜喝豆浆，估计是一时癫狂不明所以，才会想出这种馊主意……】</p>
穆祺：…………</p>
不是，你都已经写明白这个份上了，何必还要遮遮掩掩呢？什么叫“爱喝豆浆”的某位重臣？内阁里除了老子还有谁天天喝豆浆排重金属？！</p>
再说了，其余的种种污蔑也就罢了，“一时癫狂”又是个什么意思？</p>
所以说历史片段就是这点不好，在满足好奇心之余往往也会叫人破防。譬如在穆祺心里，这个什么“豆汁阁老”的称呼就实在是冤枉到了极点，万万不能忍受——天可怜见，就算他真能在内阁话事了，又怎么指挥得动天津卫呢？</p>
天津卫九河下稍，算是拱卫京师最紧要的一道门户。以当今圣上那种猜忌冷酷阴晴不定的性子，怎么可能会把这样紧要的地方托付给外人？事关天津的一切大事都必定是由老登亲自裁决，轮得到他这个小小的外臣发言吗？</p>
什么“豆汁阁老”，无非是一群怂货不敢找飞玄真君叫板，只好将锅往可怜无助又胆小的穆国公世子头上扣罢了——仅仅甩锅也就罢了，偏偏这些人为了污蔑口不择言，竟然还给他栽了个“癫狂”的罪名！</p>
难道我看起来像是会随时癫狂的人吗？穆国公世子只觉愤愤不平！</p>
不过，哪怕是栽赃的废话也是有它的用处的。从这个无理之极的“豆汁阁老”中，穆祺依旧能窥伺到未来的一点痕迹——官僚们当然不会闲着没事痛骂一个毫无影响力的空架子；无论是甩锅也好污蔑也罢，能被人私下里阴阳怪气，至少说明在这所谓“甲寅变法”的第八年里，自己依旧能牢牢掌握着局势。改革的步调还在预期之内……</p>
当然，这倒不是说他是有意要运几万斤绿豆把天津熏成豆汁的（再说这不得怪地方官自己保管不善吗？凭什么甩锅给内阁！），但能够从海外运输三百九十万担粮食入京城，其意义之重大恐怕还在岁入的那三千一百余万两白银之上。</p>
粮食的密度大大的低于白银，能够平安无事的运送如此之巨量的粮食，意味着航海技术已经有了一次巨大的突破，足以改变整个海运格局的突破——所谓民以食为天，这个数量级别的海上粮食运输，引发的变故必定是难以想象的。</p>
穆祺思索片刻，再次向下一划。</p>
【三百九十万石。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印象的话，那么可以回顾大安一朝至关重要的漕运。为了满足京城及北方边军的粮食需求，自太宗永乐十六年开始，命令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每年向京师运粮三百万石；至成化年间，数字进一步上涨，朝廷定下规制，将漕运的数量固定为四百五十万石每年，从此再无变更。</p>
若以此计算，那么仅通过海运输入京城的粮食便几乎可以与漕运的总和相媲美；京城存粮骤然暴增一倍，也难怪储备上会出大岔子。】</p>
老子就是说嘛！这分明得怪前代的皇帝没有成算，不晓得提前在京城准备好空地扩建粮仓，又怎么能责怪我们这些大臣！</p>
……不过，这个数字的确是惊人的。自大安迁都北方之后，由南向北的漕运已经是朝廷绝对的命脉，决定了整个华北生死存亡的大血管。究其根本，在自然条件迅速恶化之后，淤积了大量权贵与军队的京城是根本无法自给的，必须要仰仗江南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而内河的水运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运送粮食的方案，绝没有其他的备选。所以，无论耗费多大的代价，无论将民力压榨到什么地步，朝廷都必须维持这一条航路。</p>
但是，如果海运也能运输数量相同的粮食，那政治意义可就大不一样了。</p>
穆祺沉吟片刻，又向下一滑，果然看到了意想中的内容：</p>
【巨大数量的粮食极大的冲击了保守的大安朝廷。而这种冲击还远没有停止——事实上，这三百九十万石的粮食仅仅是海贸威力的冰山一角而已。当时浙江江苏及淞沪一带的棉布陶器及丝绸的生产已经极度兴旺，甚至因为技术革新而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征兆。</p>
为了解决过多的布匹与陶器铁器，当时的浙江巡抚海刚峰秉承内阁阁员穆祺的指示，与东南亚的暹罗、缅甸、吕宋等国及英占天竺签订了一份大额的供销合同，约定以工业品交换粮食，并由海商承运到天津港口，史称穆-海协定。】</p>
……说实话，在后世文献中看到自己的名字还是蛮羞耻的，尤其是什么“穆-海协定”，听起来就很不正规。即使以穆祺的脸皮，一时也不觉微微一红。</p>
不过他转念往好处一想，迅速又心平气和了：</p>
——名字古怪又怎么样呢？反正又不是我背！</p>
【不过，因为双方都没有国际贸易，所以签署的条约其实相当之粗糙。用后世的话讲，就是没有设置兜底条款——如果按条约的字面理解，那么双方的贸易是没有金额上限的，无论江浙供应多少工业品，海商都必须吃下；同样的，无论海商供应多少粮食，大安也必须吃下。违约的赔款极为苛刻，双方都很难承受。</p>
如果以通常的眼光看，这个无上限合同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大安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国哪里有嫌粮食多的？而彼时的东南亚则是万国辐辏的海贸聚集地，海商们无论拿到多少工业品都可以顺手倒出去，一本万利。当时的英吉利与西班牙荷兰等正打得热闹，正好用中国的廉价工业品倾销死这些老冤家。</p>
但执行的结果嘛，却是完全超乎了双方的预料。海商们没有预料到沿海工业技术进步速度的狂猛——实际上，在海刚峰大力引入新技术并充分组织劳力之后，仅江浙一带的产量便超越了十年前全国的总和，增产的潜力几乎无穷无尽，完全的予取予求；但大安同样也没有预料到东南亚的极度富庶、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英吉利的持续不做人——海刚峰给内阁的公文中引用海商的原话，认为换来的粮食大概在五十万石上下；为他背书的穆祺则认为，起码可以有一百万石的收入；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英吉利人完全可以把天竺及周遭小国的最后一粒粮食给榨出来，填饱资本永无休止的大嘴。】</p>
穆祺毫不意外的捏了捏鼻梁，心中微有起伏。</p>
带英一向的大缺大德是丝毫不出他的意外，简直是世界贸易史上的日经操作。唯一有些惊讶的反倒是海刚峰的升迁速度——八年九年的时间内从县令爬到正部级的巡抚，甚至有资格代替朝廷与海商谈判——这个飞升速度简直比原本历史还要匪夷所思，足以叫进士出身的科甲官员都道心破碎。</p>
这就是先天名臣圣体吗？</p>
……而且吧，从这个什么历史论述来看，人家海刚峰能迅速爬到这个位置，还真不是靠了臂膀和关系。所谓平淡里见真章，其余的不说，单单“淞沪的工业生产”一行小字，隐匿的便是足以彪炳千秋的大功劳——现在的松江府可不是后世的上海，因为水道密集河流泛滥，一切经济活动都很难开展；如果不是海刚峰费尽心力疏通水道兴修水利，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工业生产”，更遑论后来之“大上海”！</p>
修水利修出个几百年的经济中心，这样无大不大的奇功，当个巡抚又怎么了？这还算委屈了呢！</p>
ssr就是ssr ，给个舞台人家就能发光发亮，耀眼夺目，可以从历史的缝隙里都透出风采来。一般人羡慕也羡慕不来的。</p>
穆·一般人·祺叹了口气。</p>
【所以说，这项条约执行的结果便相当之匪夷所思。协定实施第一年的三百九十万石还只是试一试水，如果真正开足了运力执行，那么后续每年运来的粮食应该在五百万石以上——五百万石以上，这已经不是任何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了。不要说什么仓库的问题，就算真的从寸土寸金的京城挤出地修了仓库，彼时尚且原始的防腐技术也没办法储备这么大数量的粮食。只要存上几年，京城的仓库也必定会腐朽生虫。</p>
而从风向上来看，到时候臭气漫天飘洒，第一个就要往皇宫和内阁里灌——西苑风水好，特别的聚气嘛。</p>
到了这个地步，朝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在臭气的威胁下官僚们的办事速度变得相当之迅速。当年秋季，内阁就拟定了漕运改革的大纲，大幅度削减了北方各省上交京师的粮食定额，将漕粮缩为一百万石每年（到第二年削减为了五十万石），并根据海运的状况做了布置。东南亚稻米一年三熟，所以海运一年运输三次，内阁会根据存粮做调整，实时决定下一年漕运数量，即著名的“海漕兼用”原则。</p>
这个改革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漕运的开销相当之惊人，为了运输每年四百五十万石漕粮，沿途的消耗便在一千六百万石左右，每往京师输送一石米，成本便在四石米以上。所以，仅仅是削减漕粮这一项措施，便为江南节省下了上千万石的粮米，至于沿途所减少的骚扰、摊派、勒索，更是无计其数。</p>
诏令下达后的当年，江南民气便为之一舒，时人称为“自高祖以来未曾有”——从高祖皇帝以来，南方便没有这样轻松缓和的时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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