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在那样的动荡和混乱的年代里,你如果只是一根筋,那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人家武鼎昌这边,也非常清楚,你蒋介石不就是做做样子吗,平息一下民愤,我可不敢动人家孔祥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给上头交代。
于是孔祥熙的亲信,直接负责超控棉纱市场的关其鼎和盛升仪,二人就成了替罪羔羊,对不起,这事和我没关系,是他俩人干的,看见了没。
孔祥熙在这个时候,还是异常的嚣张,护短护的是非常厉害,至于我这俩亲信,也不能真让人给带走吧。
武鼎昌不敢轻易得罪孔祥熙,只好把关其鼎和盛升仪的案子移交给法院处理。
这武鼎昌倒是挺聪明,自己把这事给推开了,但是法院这头又想不出办法,按当时的时局,这事真的是烫手的山芋,落到谁手里都不好接着。
既然没办法,咱就不想了,干脆找中间人出来斡旋,找谁呢??想必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有事请找杜老板。
这会杜月笙那是充分的发挥上海大流氓的优势,一方面是贿赂法院的人,一方面是找来几间规模很小的商号出面,将棉纱投机交易的事,划到这些人的名下,他们才真的成为了替罪羔羊,而且是召之即来,来之就能当替罪羊。
就这样,在几方人马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之下,投机棉纱的事,在法院走了个过场,最后算是彻查结束。
挑起这事的国民党内部的正学系和派,心里边叫一个不甘心,同时又找不出问罪的源头,又不能够轻易得罪杜月笙,只好就此罢手,孔祥熙就这样轻轻松松平安过关。
这件事之后,孔祥熙对杜月笙更加亲近了,谢谢月笙老弟,帮我度过了一个难关,感谢,感谢,非常感谢,以后有机会我带你一起装b一起飞。
当时的重庆作为陪都,虽然说抗战形式非常严峻,但是烟土生意却非常的火爆。
这边国民党内部,只管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收缴高昂的烟土税,至于其他的,那就不管了。
当时的四川,有一批特殊的yapia
,怎么个特殊法呢,其实就是国民党征完税,之后又没收上来的烟土,这批东西就成了余货。
如果卖,那肯定能赚钱,但是如果让yapia
商们都知道了,那肯定是要有怨言的,因为就是从他们那里收过来的。
而在这段抗战的中期,杜月笙已经不在上海了,而是跑去了香岗避难,尽管在这个时候,他还和远在重庆的孔祥熙,合作着怎么赚大钱。
杜月笙人不在上海,那怎么个合作法呢,虽然他人不在上海,但他在上海的人脉关系还在,他和孔祥熙的代表,密谈过后,决定要赚取这笔钱,不过有个问题还摆在眼前,如何运输。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打仗,查的那是特别严,至于这些个烟土怎么送出去,又是怎么个销售法,让杜月笙非常的懊恼。
后来经过商议,杜月笙和孔祥熙决定,交给军统的头子,戴笠,戴老板去负责。
军统的车,谁敢查,这批烟土就这样顺利的离开了重庆,运往广东韶关。
而杜月笙手下的人,则是从这军统特务里面提货,一部分的烟土运到上海去加工销售,其余的运往香岗来卖。
赴港的这段路程,杜月笙则是调用了赈灾委员会的汽车,把这大烟以救济品的名义,成功的运出了。
真应了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困难总比办法多,啊,不对,应该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于这些为了钱,不要命的人,那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香岗这边,杜月笙和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孔令宜,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为港记公司,其中的顾家棠担任经理,孔令宜管财务。
而关于孔小姐,以后有机会,咱们会在小说中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也是深得父亲的真传,做起生意来,那是相当的有手段。
杜月笙则扶着疏通各路关口,打点打点各方的人马,让烟土生意畅通无阻。
就这样,杜月笙,孔祥熙,戴笠,顾家棠,孔令宜,在抗战期间,那是大发国难财。
杜月笙高攀上了孔祥熙这位财神爷,自己确实也赚了不少的钱。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历史的书本中,也给杜月笙留下了一个永远除不掉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