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之所以大量的使用老衙役当副局长,是因为这些衙役虽然不是官员,但是他们精通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帮助,赵安的人是很难快速的上手行政管理的,毕竟术业有专攻。 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一帮人,因为大明朝的衙役,大部分品行都不太合格,都喜欢压榨过底层百姓。 所以赵安只是利用他们,度过这个缺少干部的时间段,等到改革开始过后,大量的新干部成长起来。 赵安就会逐渐的,将这些人清理出去。 这是县以上的行政机构 ,对于县以下的行政管理机构。 赵安采用的是官——绅——民,三者共同治理的模式。 每个村的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村民大会。 日常管理由村委会负责,村委会分为三人,村长、会计、出纳。 村长由上级任命,会计通过考试选出,出纳由村民选举。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村长决定怎么花钱办事,会计负责记账,出纳负责管钱。 管钱的人不能花钱,花钱的人,不能管钱,专业的记账,交给专业的人。 每年,各级政府都要公示各级政府的财政花销,既接受全体百姓的监督,也接受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 一旦发现有任何贪污腐败,或是渎职行为,都要接受惩罚。 所有的公务人员,也都要公示自身及其家庭的财产情况。 同时,赵安决定 ,将保宁府所有的无主土地 收归国有。 从下达这条政令开始的一个月内,凡是原地主,必须拿着地契,重新登记土地,不重新登记的,统统当做无主土地,收归国有。 对于保宁府内,所有人,不再收取丁口税,在农村实行摊丁入亩。 凡是重新落户保宁府的人,每人都可以在当地分到3——10亩土地的承包权。 这部分土地,一直到承包人死后,才重新划分,只需要上交少量的农业税。 但是若是想要更多的承包土地,农业税就会加倍。 对于那些私人土地,需要缴纳的农业税再加倍,当然,政府也会统一的回购土地,每亩土地价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私人土地,政府也是不禁止买卖的,但是政府会收取高额的契税,如果将土地卖给政府,则不会收取契税。 对于所有参加安国军的人,退伍后,除了正常的补贴,政府统一赠送5亩土地,牺牲的,政府统一补偿家属10亩土地。 与后世的土改相比 ,赵安的土地改革算得上是十分温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官绅力量,太过的强大。 且,外有强敌 ,太激烈的改革,会将这些这些官绅推向关外的建奴。 更何况后世马克不是说了吗,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此时的大明还是封建社会,赵安只将其往资本主义社会带就行了,至于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就交给后来人吧! 随着赵安的改革进行,大量的保宁市原住民开始回流,赵安同时选择将一部分农民军打乱,分散安置到各个县。 陕西的很多难民知道了这项改革,也从陕西涌过来了,大量的难民。 就这样,没过多久,保宁府的土地,就都分了出去。 大量的难民拖家带口的逃来保宁府谋生,却因为来得太晚,无地可分,于是只能选择到工坊做工。 不过很快,他们就喜欢上了工人这个职业,虽然当工人,使得他们没有了土地,但是工人却比农民轻松得多。 况且赵安新的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公务员考试制度,废除了对工人以及商人的限制,使得工人,以及商人的政治地位大幅度的上升。 一时间,大量的手艺精湛的工人,以及有钱的商人,都来到了保宁府。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仅仅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被炮轰的阆中城就重新恢复了生机。 ~ 此时的紫禁城内,崇祯帝朱由检正对着一众大臣大发脾气。 “你们看看,看看,你们不是说建奴已经求和吗?怎么建奴又入侵了?你们不是说辽东大胜吗?怎么转眼之间,建奴又快打到京师了?杨阁老,你倒是说说看啊!” 杨嗣昌原为兵部尚书,六月刚刚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 此外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杨嗣昌曾经秘密启动与建奴的议和行动。 杨嗣昌让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盲人卦师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皇太极口风。 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了崇祯帝的默许。 这也崇祯帝的一贯特点,说好听一点叫爱面子,不想背上与建奴媾和的骂名。 说难听一点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了皇太极写给高起潜的书信。 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如果不同意和谈,夏天或是秋天的时候,就打你。) 杨嗣昌于是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皇太极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说白了还是怕担责任。 后来,杨嗣昌秘密与建奴和谈的事情,被泄露了出去。 言官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杨嗣昌,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并将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 杨嗣昌也上书,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 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黄道周大谈纲常伦理,指责夺情起复又擅自议和的杨嗣昌忠孝两亏。 杨嗣昌则紧抓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一事,说黄道周自称“不如郑鄤”,就是连禽兽都不如。 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未对和谈表示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劫掠,是为‘戊寅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