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与王瘦石密谈一番，让他派人盯紧丘行恭与薛万彻，毕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这两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实质上乃是太子“密间”，那么晋王一系将遭遇灭顶之灾，断无幸免之理……</p>
好在王瘦石隐身黑暗之中数十年，先后在高祖、先帝两代帝王身边承担培训密谍、操练死士之重任，对于这等安插眼线、探听虚实的事情极为拿手。</p>
旋即，李治召集萧瑀褚遂良前来议事，将两封信笺递给两人传阅。</p>
萧瑀看过信笺，目光停留在第一封“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的字眼上，幽幽叹了口气，语气有些唏嘘：“陛下一生波澜壮阔，少时纨绔、青年奋进、中年成就帝业，功勋赫赫、名垂青史……结果到头来，也不过这寥寥数字，囊括一生。”</p>
任你帝王将相、人间富贵，却依旧不能摆脱生死大限，人间草木非比永恒星辰，大有一种“皇图霸业不过黄土一抷”的寂寥凄凉……</p>
“哼！”李治怒哼一声，愤然道：“简直胡扯！太子也是个没孝心的，父皇一生功业千古罕有，文韬武略举世无双，居然谥号只是简简单单一个‘文皇帝’，简直岂有此理！”</p>
褚遂良愕然：“那殿下以为该当如何？”</p>
李治显然对此耿耿于怀：“父皇文韬武略，天纵奇才，单只一个‘文’字有失偏颇，不能让后世子孙感受父皇之惊才绝艳！”</p>
褚遂良与萧瑀互视一眼，面面相觑。</p>
所谓“庙号”起源于商朝，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在其死后建立庙堂享受香火血食，并且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当时庙号只有三种：创基立业曰“太”、功高者曰“高”、中兴者曰“中”，另外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给予祖或宗的称号。</p>
周朝没有延续商朝的庙号制度，只用谥号制度，及至秦始皇登基之后一并废黜，盖因这位千古一帝认为无论庙号或谥号都是死后追上，必然出现“子议父、臣议君”之情况，是为不忠不孝。</p>
汉朝之时虽然恢复了庙号制度，但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故而两汉皇帝个个有谥号，却极少有庙号。大名鼎鼎的“文景之治”当中的汉景帝刘启便没有庙号……由此可见庙号之珍贵，非有大功绩之帝王不可得。</p>
然而魏晋南北朝之时中原混乱、政权更迭，各地各族武装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将庙号慎用之原则彻底打碎，无论德行、功绩是否匹配，已成为每一个皇帝都能够享受的尊荣。</p>
另外，唐朝以前以谥号称呼君主，唐朝以后以庙号称谓帝王……</p>
创基立业曰“太”，故而李二陛下的庙号“太宗”名副其实，并无不妥，李治也没有异议。</p>
谥号之中，“文”“武”都是极佳的褒义词，上上之选。李二陛下十六岁便鼓动高祖皇帝于晋阳起兵反隋建立大唐，其后更是连年征战纵横疆场大败四方诸侯，为大唐统一天下立下赫赫战功，继而玄武门之变、东征高句丽等等战事，可谓一生都与军事割舍不断，或者更适合一个“武”字的谥号。</p>
但问题在于，高祖皇帝李渊的谥号是“太武皇帝”，李二陛下是儿子，肯定要避讳，“武”字自然不能用……所以退而求其次，谥号为“文皇帝”合情合理。</p>
见到李治依旧为此忿忿不平，萧瑀劝慰道：“如今佞贼窃据庙堂，亵渎神器，殿下且先忍耐，待到他日反攻长安、拨乱反正之时，自然可以对先帝之庙号、谥号予以更改，天下谁人不服？”</p>
你如今再是生气也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有能耐你打回长安逆而夺取，效仿你爹当年之旧事，到时候你想给你爹任意庙号、谥号，谁敢反对？</p>
李治深以为然：“便改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p>
褚遂良忍不住提醒道：“殿下莫非忘了，高祖皇帝的谥号便是‘太武皇帝’，父子两代帝王，总不能都用‘武’字，需得避讳。”</p>
李治哼了一声，道：“那将皇祖父的谥号改一改不就得了？反正皇祖父虽然占据反隋立堂的名分大义，实则全无功绩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优柔寡断、赏罚不明，如何配得上一个“武”字？以本王所见，‘神尧皇帝’这个谥号就不错。”</p>
皇祖父那一套治国理念倒是与尧舜之时垂拱而治略有相同，尧舜皆为上古明君，想来以此为谥，也不委屈皇祖父……</p>
褚遂良大惊失色：“殿下焉能如此？必将遭致物议沸腾、天下攻讦！”</p>
萧瑀却沉吟不语。</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