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民族矛盾本就激烈，而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考虑战后重建问题时，也主张以驱逐德意志族人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当时，在国联各成员国领导人的思想中也认为，要在德国和其邻国之间创造永久的和平，惟有通过建立民族单一的国家才能实现。其实，这种净化民族国家的思想早在大战期间，就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的政界和思想界。只不过波兰成了这种思想的第一个践行者。
在波兰首先开展驱逐行动之后，捷克随即采取了形同的行动。随后，东欧各国如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也同时开始了驱逐行动，从而造成了欧洲近代史上又一次大灾难。
正德31年10月3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奥西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德意志族人被围殴、杀害、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的惨剧，惨剧导致数十人死亡。据国联人权调查事后调查结果显示，这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煽动的结果，而非当地个别人背后挑唆的偶发事件，更不是所谓群众自发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战后首任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早在流亡伦敦期间就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加倍地向德意志人无情地讨还他们自从欠我们国家的债”，“把他们赶出家门，德意志农民不许拥有哪怕一寸土地”。
这种以类似希特勒法西斯对待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手段，来对待战后的德意志族和德国平民的政策和行动，在战后中东欧各国十分普遍。例如，在德军被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赶出塞尔维亚之后，铁托宣布德意志族人为“人民公敌”，剥夺其公民权。当时留在塞尔维亚的德意志族约20万人受到残酷报复，被关入集中营的约为16万人，被杀害、折磨致死的达5万人。
战争刚刚结束，东欧各国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
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大明帝国《时代》杂志，在专栏内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
正德32年10月，《大明日报》的报道评论道：“这种范围的迁移和它实施的条件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这种恐怖，他会毫不怀疑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
从正德31年6月，《维也纳条约》签订生效开始，截至正德33年10月11日，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正式结束，从东欧各国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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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32年2月，自由德国边境，大明日报战地记者朱清馨写下了一句话：“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除了针对德意志族人外，目前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这种强制大迁移，甚至连一个世纪前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同东欧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运动带来的困难相比。这种大规模驱逐和强迫移居的结果，会让中东部欧洲在战后普遍形成单一民族国家，犹太文化已被阿道夫消灭，德意志文化现在也从中东欧消失。许多曾经繁荣的大城市如维尔纽斯、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布列斯劳（现波兰的雅罗茨瓦夫）的居民构成彻底大换血。这样惨痛的经历将在被驱逐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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