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礼仪看似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实际上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实际上这个“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大礼议”的论争，由于两派价值观的不同，因而对儒家典礼的解释也大异。透过“大礼议”论争，它背后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具体表现为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
旧阁权集团所遵循的是绝对理学的程朱道学，这个理是是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是必须遵从的亘古不变的真理，也就是现代人说的封建礼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它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由天理向人心贴近，向人情落实；二是罗钦顺恢复张载气本论思想，主张“理气为一物”，把理拉向气，否定天理的形上学本体性，认为天理只是气本体固有的条理和属性，罗氏从程朱理气的关系中，表现了由道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程朱道学之所以面临着这两方面的挑战，是因为元明以来程朱道学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强化，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紧箍思想的教条，其内在的理论破绽逐渐显露，其理论思维的生命力渐次削弱，也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和丧失了其解释的功能。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而张璁与王阳明为同时代的人，张璁、席书、黄宗明、方献夫、桂萼等“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的理念，其实和王阳明的思想是吻合的。虽然王阳明由于种种原未能直接上奏疏，但他的学生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都与张璁一起上疏，批评杨廷和等以程颐理学为依据，做出“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所生为伯叔父母”这种只遵礼法而不顾人情的错误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