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矿车的专用设备安装调试到了最后阶段,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项目建设中。 孬蛋跑到工地,说大门口来了两个开着小卧车的南方佬,要找厂长,问我让不让他们进来,我叫他把客人直接领到车间来。 几分钟后,孬蛋把一个四十多岁,西装革履的男人带到我面前,指着我憨憨地说,这是俺哥,是你要找的厂长。 来人热情地伸出双手,我举起粘满油污的手表达歉意,对方收回手,自我介绍姓宋,叫宋超,是从古城农机厂过来的。 忽然想起王平宁在省城长途车站给的那张名片,我连忙说,欢迎,欢迎!是宋老板吧,省经委的王处长给我提起过你。 领着宋老板回到厂部,吩咐郭秋花开门沏茶,替我招待客人,自己则提着洗衣粉袋子,到院子里的水池子边洗手。 郭秋花和小苗互换了岗位,当了出纳员兼厂部办事员后,表现的很积极,和厂部其他人相处的相当融洽,连本来对她成见很深的的孙建成都说,这丫头懂事,眼里有活,比小苗要活乏得多。 做了几天同事,我发现郭秋花的智商不一定有多高,但情商却不低,加上性格外向,长相和身材也比较出众,总是能迅速博得陌生人的好感。 这种人最适合做销售,跑市场,我有心培养她往这个方向发展,又担心她作风过于随便,要是再搞出和刘长安那样的糗事来,会对修造厂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修造厂的外部客户越来越多,销售业务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按照班子成员的分工,销售是徐冰雅分管的,但她不仅兼任着厂里的会计,还额外承担了很多行政事务,很难有太多时间跑市场,维护和客户的关系,我一直想给她配个助手,但始终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 手上的油污很难洗,打了三遍洗衣粉,又用泥土搓揉了一阵,总算洗干净了。 我甩着手上的水珠,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郭秋花已经和宋老板聊得很热闹了。 见我进来,她急忙起身,给我的茶杯里添满开水,放到沙发前面的茶几上,然后甜甜地笑着向客人挥手道别。 望着郭秋华的背影,宋老板忍不住夸赞道,林厂长不但年轻有为,手底下员工的素质也很高啊,连出纳员都这么能说会道,比我那几个业务经理都厉害。 我笑笑问他,榆树坪离县城可不近,不知道宋老板是顺道还是专程来的,有什么指教? 宋老板说是专程来找我的,想看看有没有同修造厂合作的机会。 宋超告诉我,自己是苏北人,去年经朋友牵线搭桥,和古城县政府达成了合作协议,获得了当时已经停业了的古城县农机厂的租赁经营权。 农机厂原来是古城县最大的地方国营企业,地处县城中心位置,最红火的时候有六、七百名职工,其生产的十五匹和二十匹马力单缸柴油机,曾经是河西省的名牌产品,在周边地区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乡镇企业的强势崛起,农机厂的生意慢慢走上了下坡路,经济效益越来越差。 产品卖不出去,没钱给职工发工资,连续多年亏损,短短两三年时间,从原来的上缴利税大户,沦落为古城县地方国企中最大的亏损户,每年都需要县政府拿财政资金堵窟窿。 进入九十年代后,古城县政府见农机厂扭亏无望,为了甩掉这个这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先是宣布无限期停产,给厂里几百名职工放了长假,随后又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招商小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面向全国给农机厂找婆家。 一折腾就是两年多。 由于需要安置的职工人数太多,历史负担沉重,招商小组先后接触了几十个有意向的企业和个人,但始终没有找到愿意接收安置原有职工的买家。 直到去年年中,招商小组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了来自苏北的宋老板提出的租赁要求,将农机厂以零租金租赁了出去,唯一的条件是,在租赁期内,承租方必须解决农机厂职工的就业问题,保证这些职工不再上访,不再集体闹事。 这两年,数百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机厂的下岗职工,可把古城县大大小小的衙门,和衙门里的官员们折腾惨了。 他们没事可干,最不缺的是时间,而且大部分人住在县城,只要有人牵头吆喝一声,很快就能组织起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队伍。 不是扯着“要工作,要吃饭”的大横幅,到县委、县政府门口请愿,就是借着集市日人流量大的时候,阻塞交通要道,以种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下岗,他们不会收兵。 大多数时候,政府不得不妥协,含着泪,咬碎了后槽牙,从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里,挤出一些钱,安抚打发爱搞集体活动的农机厂的工人。 闹一次事,能讨来一些生活费,虽然数量微薄,但有总比没有强。 农机厂的下岗职工尝到了甜头后,组织集体活动的积极性愈发高涨,终于让古城县的领导忍无可忍,对当初制定的招商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无奈接受了宋老板提出的租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