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科准备提拔一名副科长,分管生产的副矿长和这个干部不熟,代表组织和他谈话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喝多少? 该同志诚惶诚恐地回答:一般,一般,能喝一点。 领导说,我分管部门的科长副科长,达不到一斤以上的量,统统不予考虑,你自己掂量掂量给我个答案,咱们还要不要谈? 这不是杜撰,是当事人亲口对我说的。 第二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前年年底,我当行政科科长没多久,杨树林给我交待了一个任务,说大年三十那天,矿上要开个新春团拜会,参加人员是全矿副科级以上干部和生产区队的队长书记,大概两百人左右。 团拜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聚餐,地点就放在招待所的大餐厅,你林子龙给我好好安排,档次不能低,要让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的肚圆,喝的尽兴。 领导的要求让我有点挠头。 钱不是问题,领导没有给标准,意味着没有上限。 问题是,当时正在严厉整治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要求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接待,必须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标准。 超标的后果很严重,不但参与者要自掏腰包补上餐费差额,还要追究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我和招待所所长、餐厅的大厨们商量了好几次,才确定了菜谱。 一桌十人,想让食客们甩开腮帮子随便造,份量必须得足。 盛菜的盘子选的是直径四十公分的茶盘。这东西现在不多见,当年可是居家生活的必备品,几乎每家都有。 “四菜”分别是清蒸老母鸡,每盘盛三个。红烧猪肘,每盘也是三个,单个重量不低于两斤半,第三个菜是红烧鲤鱼,每盘三条三斤左右的野生黄河大鲤鱼。 前三道都是大荤,最后一道必须是素菜,菜名暂不确定,取决于到时侯能买到什么南方运来的新鲜蔬菜,什么贵上什么。 “一汤”是乌龟汤,汤盆是普通的搪瓷洗脸盆,每盆两只三斤以上的野生甲鱼。 莱和汤都是我们在当地能找到的最好的食材,酒自然不能差。 我亲自出马,在汽车队要了一辆解放141卡车,带了一个在汾酒厂有关系的职工,跑到杏花村拉了三十瓮汾酒原浆,每瓮十五升。 领导说不仅要让大家大块吃肉,还要大口喝酒,用普通的酒杯肯定不行,用喝啤酒的玻璃杯也不合适,体现不出领导想要表达的豪迈气势。 我让招待所买了几百个粗瓷碗,就是影视剧里武松在景阳冈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用的那种碗,每碗能盛三两多酒。 菜盘子太大,酒罐子太重,招待所的服务员都是小姑娘,担当不起传菜添酒的重任。我让行政科机关四十岁以下的男性,全部穿上白大褂,充当这场盛宴的服务员。 团拜会是十一点结束的,十一点半宴会开始,矿长和书记端着粗瓷碗挨桌给大家敬酒,他们身后,各跟着一个抱着酒坛子的男服务员。 领导莅临之处,无不是“干”声豪迈,个个都是气冲宵汉,能喝的不能喝的,没有一个怂包软蛋。 这是我见过的气氛最热烈的一场酒会,历经三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三点才结束。 作为操盘手,我那天没敢多喝,散场后马上清点了战果。 摆了十一桌,下场二百零六人,总共喝了二十一坛五十二度汾酒原浆,包括浪费的部分在内,人均整好三斤。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喝的有点迷糊,其中有二十多人被当场撂翻,被招待所长带人抬去了提前准备好的客房。 餐厅主管向我诉苦,两毛五一个的粗瓷碗,被摔碎了三十二个,这笔费用得记到成本里。 杨树林对这场盛宴很满意,说林子龙这小子是个人才,别看蔫里巴啦的不爱说话,鬼点子还挺多,让大家吃好了也喝好了,还不用担心超标挨罚。 杨树林是个老煤矿人,深谙酒文化的精髓,爱喝也能喝。 他给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下属们宣布过一条纪律,在酒场上,你们谁也别跟我谈工作,也别让我签字,老子在酒桌上签的字一律无效,绝对不会认账,谁也孬想钻空子占我的便宜。 在这种酒意盎然的环境中熏陶了几年,我的酒量也有了快速提高,从刚上班时闻到酒味就脸红,慢慢发展到二两、半斤,一斤,现在,状态好的话,一斤半五十二度的高梁烧灌下去,基本上没啥感觉。 其实我不贪酒,但因为年轻好胜,爱在酒场上逞强,在机关上班的七八年里,出现了好几次醉酒的情况。 我从行政科副科长提拔为科长那天,科里的同事闹着要我请客,不好拂了大家的美意,我在街道上的饭店摆了两桌。 行政科管着矿上的后勤,三个职工食堂和招待所的餐厅都是行政科的下属单位,条件也都不错,但我不想在这些地方宴请同事。 瓜田李下,就算我足额付了餐费,也不一定能堵住别人的嘴。 行政科科长在自己管辖的食堂里吃顿饭,还会掏自己的腰包,这话说出去没几个人相信。 与其无法自证清白,不如躲的远远的。 那天我确实高兴,同事们也闹的很凶,排着队轮番敬酒,我只抵挡了两轮,便放弃了抵抗,彻底放开了,最终不出意外地被就地正法,完全失去了意识。 同事有些害怕,借用矿调度室的值班车辆,把我送到了医院,挂了整整一夜吊瓶,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摇摇晃晃的下了病床。 事后不久,有次去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郭民选书记似乎无意中提到这茬,说年轻就是好啊,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被人灌下去三斤多烧酒,怎么也得躺两三天才能下地,一个礼拜内,很难好好工作。 郭书记这话看似开玩笑,其实我知道领导是在委婉的批评,说我年轻,不知道节制,分不清孰轻孰重。 书记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暗地里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干这种蠢事。 人在煤矿,身不由己,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自制,严格把握尺度界限。 从那以后,我学老实了,无论在什么样的酒场上,绝不逞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总量绝不超斤半。 有一次,地方上的领导来矿交流,杨树林点名让我陪他接待,一开始地矿双方把酒言欢,桌子上的气氛很友好。 古城县的干部知道煤矿的酒风强悍,他们自知实力不济,一般都是被动应战,很少主动出击。 那天是个例外,客人中有个以前不认识山东大汉,三巡过后,和杨树林飚上了,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来回,竟然没有分出高下。 杨树林有些顶不住,让我替他抵挡一阵子。 我当时已经陪其他领导喝了不少,快要达到自定的量限,只好硬着装怂,说我的胃最近不好,再喝恐怕要吐血了,请领导饶了我吧。 杨树林很不高兴,但我把求饶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也不好发作,只能挽起袖子重新上阵,继续和对方厮杀。 后来,再遇到重要的接待任务,杨树林再也不叫我上桌了,我这个行政科长,只有当服务员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