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公二从近卫文弥的府中离开，乘车回到了自己家中，一座同样位于麴町区、异常气派的日式庄园内。 他的祖父西园寺公望历经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为“明治九元老”中仅存的最后一人，地位高贵。 在内阁更迭或处理重大问题时，会以元老身份出面做最后的裁决，曾经一手开启了日本“政┴党内阁”时期。 近些年来一直反对军方势力参与政┴治，主张与英、美保持协调，但随着元老派人员的凋零，影响力逐渐下降。 西园寺公二的父亲西园寺八郎也不是简单人物，曾辅佐蝗子时代的昭和，精通剑道，昭和遇刺时曾挺身保护。 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西园寺公二的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只等着继承爵位便可以直接进入日本军┴政高层。 不过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有时候p股决定不了脑袋，尤其是在接触过某些先进思想之后 西园寺府中的书房内。 西园寺公二、尾崎、佐尔格再次相聚，三人坐在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沙发上，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聊天。 “尾崎君，佐尔格先生，这一幕让我想到了在英国留学时的日子。” 酒喝到一半，微醺的西园寺突然开口：“1924年我前往英国，在那里生活了几年时光，1928年考入了牛津。 三年级时我担任了布莱士俱乐部的会长，英国大学的俱乐部有社交的，有学术的，也有的专搞体育活动的。 大学的学生们，必定是一个或者几个俱乐部的会员，他们能够从这些活动中能够获得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布莱士俱乐部”是以着名法律学者布莱士爵士的名字命名，宗旨是“对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崇尚自┴由。 每次聚会期间，在讨论结束之后，我们会举行“喝红酒会”，就是在红酒里加入一些砂糖和香料温热后饮用。 这种饮料虽算不上别致、奢侈，却已成为俱乐部的一项传统刁俗，每一次我和会员们都大醉而归，好不开心。 那段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真是让人回味啊，不像现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指责为别有用心或者非国民。” 西园寺公二摇晃着脑袋，借着酒意说出了心中所想，似乎对现在这种养尊处优和压抑的生活并不满意。 尾崎作为他多年的好友，闻言皱了皱眉头，抬手盖住了杯口，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再喝或者再说下去。 日本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这样丧气的话很不合时宜，传出去会给西园寺以及在场的人带来巨大的麻烦。 旁边的佐尔格眯了眯眼睛，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一口一口地喝着红酒，书房里慢慢变得安静。 西园寺公二对着尾崎慢慢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接着将酒杯摆到了桌子上，整个人靠在沙发上回忆道。 “英国学校的假期合起来长达半年之久，其中圣诞节和复活节放假一个月，暑假四个月，时间非常漫长。 一到假期，英国和其他地区的学生便纷纷返回家乡，唯独我一人留校，因为家父管教甚严，不准许我国度假。 于是除了读书之外，我也会去拜访同学，其中一个名叫弗伊兹的英国同学，他是马姆士白利伯爵的儿子。 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英国贵族庄园的款待，生活在那里，给我的感觉就像置身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中一般。 马姆士伯爵在会见我时回忆起在巴┴黎和会上与我祖父相识的情景，还说出对红俄必须提高警惕之类的话。” 听到红俄两个字，尾崎和佐尔格皱了皱眉头，仿佛很抵触这样的谈话，这符合当前世界和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 西园寺公二好像没有看到两人的表情，裹了裹身上的大衣，缩在宽大的椅背之中，顺着刚刚的话再次开口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红俄，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地┴下党。 直到我在大学中接触到这些思想，牛津大学承认红俄的信仰是一门学问，并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让学生去学刁。 但教授始终是从批判的立场去讲授，所以学生们一开始并没有因受其影响而做出某些行为，一切都是简单的。 除了一些来自殖民地地区的学生，他们迫切的想要知道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家园独┴立，不再被西方人剥削。 由于当时的日本已是工业发达国┴家，我的同学们便试图通过我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此来寻找出路。 在了解完后，他们提出日本幸免沦为殖民地是因为明治维新，可要让国民真正富强，红俄的主义是唯一方法。 随着大家愈发了解红俄，甚至英国学生中也有人抱有如此想法，其中包括了一大批牛津、剑桥的贵族学生。 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盖伊·弗朗西斯·伯吉斯的剑桥历史系晚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铛~铛~铛~” 这时书房里的座钟猛然响起，打断了西园寺公二的讲述，听到声音的仆人们进来撤下红酒，换上了茶壶。 心思各异的三人捧着温热的茶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默然不语，许久之后，佐尔格率先打破了沉默。 “西园寺先生，那您是怎么想的？” 西园寺公二瞄了一眼对方，淡淡回道：“虽然我祖父历来反对把天蝗当成神那样顶礼膜拜，反对神化蝗室。 但是对天蝗以及天蝗制度的坚持始终不变，这件事是由我们日本千年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绝对不容更改。 我的父亲更是一位天蝗中心主义者，关东大震灾以及不祥事件发生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家的安危完全不顾。 却对保护天蝗和蝗室的安全异常热衷，可以说不遗余力，甚至因为长时间未进食，活生生饿晕在蝗居之中。 而想要在日本施行红俄的制┴度，天蝗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对大部分的日本国民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您反对地┴下党？” 佐尔格听到这里反问了一句，同时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并且身体后仰稍稍远离了对方，这是一种反感的表现。 尾崎对这种明显的试探视若无睹，依旧心坪气和的呷着茶水，目光扫过面前的两人，眼角流露出一丝担忧。 另一边，西园寺公二立刻摇了摇头，并未回答佐尔格的问题，转而说起了自己留学和游历归来之后的经历。 “我回到故国日本是1931年的5月，由旧金山搭乘日本邮船“浅间号”横跨整个太坪洋，驶抵横滨港。 去国七载，回来那年我正好25岁，故乡除了给我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之外，还留下拘束、不舒畅的印象。 在英国时我周围也多是贵族公卿，不过人们并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我，贵族子弟也像坪民那般自┴由地生活着。 可我回到日本后，必须时刻铭记我是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嫡孙、未来的贵族，每天的行动受到了严格限┴制。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向祖父请求辞去爵位继承人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国民，真正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然而，祖父听后却说日本还不像我想象那样进步，倘若我今后真想干一番事业，还是继承公爵的爵位为好。 祖父年轻时也曾留学法国，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我向来是尊敬和依赖他的，所以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随后，我一边在东京大学的研究院深造，熟悉帝国的政┴治，一边在古刹高野山南院居住，心无旁骛的读书。 在此期间，我深入接触了底层国民，发现有很多事情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帝国并不像宣传中那样完美。 当时日本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很不景气，尤其是农村情况更为悲惨，不少失去赡养的老人在家中饿死。 学生们忍饥挨饿，报纸常登载学生向过往的汽车乞求食物的新闻消息，出卖亲生儿女的惨事也屡见不鲜。 盛产茶叶的静冈县茶叶售价暴跌一半以上，茶农种茶越多就越亏损，那时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发展到最后，帝国出口的生丝也跌价一半以上，甚至大米的价钱也大幅度跌落，出现谷贱伤农的严重局面。 我亲眼看到一家三口倒毙在路边，贵族的汽车却旁若无人驶过，车中的孩子甚至嫌弃地将饭团扔出车窗外。” 说到此处，西园寺公二痛苦的闭上了眼睛，不忍回忆那幕惨剧，又过了一会，他看着对面二人缓缓开口。 “公二知道二位先生的身份不简单，往日言谈间对红俄的情况毫不陌生，亦多次向我打听帝国之机密。 我在看在大家志气相投的份上，且鄙人想看一看，地┴下党是不是真的能救日本，故曾向警视厅报告。” 尾崎和佐尔格听完面不改色，就像是没听到对方的话，有些话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挑明，即使大家心知肚明。 见他们没有反对，西园寺陈恳说道：“不管你们是红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我有一件事需要你们转达。 外务省已经从国府获得重要情报，诺门坎的红俄指挥官换成了朱可夫，帝国的部署会有大的变动。 具体的情况，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军部、内阁、外务省总会有人知道的，我相信二位有能力做到。 还有，我这么做不是背叛，我热爱我的国┴家，但它现在病了，病的很重，我希望有人可以挽救它。 即使这样会伤害到某些人，比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也在所不惜，好了，二位先生可以走了。” 西园寺斩钉截铁地说出了最后一句，摆了摆手让尾崎和佐尔格离开，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中沉思。 作为与国同休的贵族子，这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出了这扇门，他也不会承认自己说过那些话。 毕竟，西园寺家是仅次于“五摄家”的“清华家”啊，绝不能出现一个“国贼”，西园寺公二不停告诉自己。 （这张非常重要，不然本书最后几个情节不好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