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血战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重庆国民政府与姑苏汪伪政府之间对金融中心的争夺序幕才刚刚拉开。 </p>
整体而言由于日本对东海的占领。重庆国民政府在东海话语权式微，法币与“中储劵”博弈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汪伪政府主导的。 </p>
最初，法币与“中储劵”推行等价流通，其目的在于扩大“中储劵”的知晓度和流通范围，并通过法币套取中国外汇。但是，等价流通无助于从根本上破坏法币，特别是在套取外汇成绩不明显的时候。因此，等价流通一段时间后，法币的使命似乎走向终点，取而代之的手段是，贬低法币价值、打击法币。随着“四行”搬离租界，法币的外汇市场也被消灭，日方再也无法通过法币套取外汇。在榨尽法币最后的油水后，日军决定彻底排除法币，将法币挤回非沦陷区去。 </p>
此时，日军的军用票已日渐膨胀，对日本经济来说可谓弊大于利。日军决定将这一包袱转嫁给汪伪政府，具体措施是以“中储劵”收回军用票。同时，日本正金银行宣布：军用票对法币的牌价改以军用票对“中储劵”的标记。原本价值相差不远的法币和“中储劵”在这一天拉开了差距：正金银行将法币牌价贬低5元，同时规定必须以“中储劵”进行申请。 </p>
法币在沦陷区一下子跌落神坛，兑换者大增。这时，“中储劵”火上浇油，通过限额兑换、停兑等措施促使法币进一步贬值。后来100元法币只能兑换50元“中储劵”了。这时，周发海顺势出来发声，宣布禁止法币流通，定“中储劵”为统一货币，为苏浙皖及姑苏、东海两市的唯一法定货币，同时规定必须于近日按2：1的比率，将法币兑换成“中储劵”。 </p>
随后，汪伪又在苏州、杭州、广州、汕头、厦门以及武汉、南昌等地收兑法币。法币节节败，导致多少财富流失，可从“中储劵”印制钞票数额上略窥一二。据日本大藏省不完全统计，伪“中储劵”共计印刷2263335294150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伪中储行时，该行还有如下家底：黄金553492两，白银7639323两，银元371783枚，美元550万元，日元2796万元，日本公债20亿元，贴现票据5200亿元，以及大量房地产。 </p>
总体来说，日本对于法币采取了“先利用，后打击”的政策。在利用阶段，主要表现为利用法币套购外汇基金。仅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日人就有法币二万万在东海黑市吸收外汇”。吸收外汇的用途，则是“利用这些外汇向英美等国购买钢铁、石油、运输工具、机械等战争物资。” </p>
后来，法币节节败退，日本政府便重新调整了对华货币战的方针，开始把法币定为“敌性通货”予以打击。直至后来法币被取缔。 </p>
可以说上海银行大血战掀开的是一场日伪与国民政府的金融控制争夺大战。但汪伪政府毕竟是在日本**扶植下才建立起来的傀儡政权，因而它对沦陷区经济的干预只能是日本**对经济的干预，在金融领域仍无法摆脱日本的操纵与控制。而重庆国民政府在这场金融争夺大战中，深陷泥潭，转而危机，丧失了主动权，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 </p>
这天晚上，“东海情”打烊以后，王春木带着顾里梦又到了咖啡馆，几个人聚在了一起。春木说；“前一阶段的银行大战金融血战我们虽然也有一些战果，但总体来讲重庆国民政府打了败仗。敌伪更加猖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 </p>
“老王说得很对。”端木慧说，“金融大战期间我们咖啡馆的收入也基本上减了一半。原因就是因为法币败退，现在流行‘中储券’，在这个期间我们又收了不少法币，所以营业额看起来与往日一样，其实减少了不少。好在志哥有办法，及时将法币兑换成了‘中储券’，要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p>
“‘天下第二楼’也一样。”顾里梦说，“也是看起来每天顾客盈门，其实收入却在减少。原因跟端木慧讲的基本一样” </p>
“其实，我们东海附近的共X党日子更加不好过。大家可能不是十分清楚，在这期间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毁灭性打击。”王春木说。 </p>
“看来共X党与国民党的蜜月已经过去。”曾达志说，“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难度更大。” </p>
“是的。”王春木说，“今天到这里主要是让大家想想办法，就是Z央准备新建新四军，现在经费问题十分突出。” </p>
春木的话一出口，大家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经费问题本来就是地下党的一个短板，在金融大战和“皖南事变”的双重压力下，这一点显得尤为困难。 </p>
这时端木慧说：“本来‘东海情’还是有一些经费的，加上志哥他们佐藤公馆每年的据点费，他自己也给组织上交了几笔奖励费啊什么的，可是这些经费我们已经上交上级党组织了。现在如果要为新四军筹钱，可能真有点麻烦。” </p>
是啊，春木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一下子把大家难住了。这时大家把眼光一下子盯向了曾达志。因为大家知道就他点子多，如果他都没有路子了，估计也真是没办法了。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