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陶席晟在汪伪召开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汪伪**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一下子进入汪伪核心领导层。当时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汪逆一等人的党籍，随即发布通缉令。然而，蒋公却在公布通缉令之前，勾掉了陶席晟的名字。其实，这仅仅是蒋公认为陶席晟有才有思想，只是因为跟错了人而误入歧途，愿意给他留一个机会而已，但是蒋公这样做却令日本军部及汪季新一伙大为猜疑。 </p>
本来这陶席晟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始终抱有警觉，他不赞同汪季新以组织“新政府”的方式来与日本谋和，他觉得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出于他和汪季新多年的交情，他不得已参与了汪日谈判。说真的，陶席晟当时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p>
说真的，蒋公和国民政府的做法帮了陶席晟更帮了曾达志。那天曾达志去看陶席晟，见他唉声叹气的，不知就里于是问道：“陶老师这是怎么了，刚刚当上宣传部长，新官上任，这是高兴得叹气还是另有隐情啊。” </p>
“难得曾老弟这么看重我，想尽办法打听我的住处才找到我。可是你是佐藤公馆的副主任，我纵然有难言之隐也不能对你说啊。”陶席晟还是叹着气说道，“什么官不官的，寄人篱下高兴什么啊！” </p>
“先生何来如此感叹！”曾达志说，“我是佐藤公馆的副主任不假，但我也是中国人，也是先生的学生。老师的想法说不定我感同身受呢。” </p>
陶席晟睁大了惊奇的眼睛，但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没说话。曾达志鉴于此只好作罢。 </p>
11月起，汪季新与日本人重新开始和平谈判。日本方面拿出了一份由佐藤公馆起草的《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汪季新等人看了心情都十分不好，因为这份草案连臭名昭著的“重光堂”密约和近卫三次声明都不如。至此，汪逆等人还在泥潭里扑腾挣扎，他们清楚“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有哪条路可以走？” </p>
陶席晟的和平幻想完全破灭了，他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他给在香港的夫人和子女写信：“我自觉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 </p>
陶席晟的夫人万冰茹早就对陶席晟的汉奸行为伤透了心，如今看了他的来信，十分紧张，匆匆忙忙带着五个儿女从香港来到东海。家里一下子来了6口人，陶席晟便有了在外租房的理由。他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安顿下来后，陶席晟就向万冰茹介绍了这些年追随汪季新的情况，一直说到最近谈判的“中日密约”，一直谈到他对“密约”的不认同。说实话，陶席晟对日本人也有一个逐渐认清的过程。万冰茹直截了当问他所谓“中日密约”是怎么回事？陶席晟如实陈述并讲了自己的看法。 </p>
不几日，陶席晟便接到汪季新的通知，要他出席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汪和约。陶席晟表示身体不舒服，不去参加了。但汪季新写来了条子，希望他“宜以毅勇精神，担当一切。即有非议，置之不顾”。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不好意思再驳汪季新的面子，于是参加了会议。 </p>
这次会议由汪季新主持，参加者除了汪本人外还有4人：陶席晟、高忠吴、周法海和梅世平。会议一开始四个人便分成了两派：陶席晟和高忠吴是一派，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周法海和梅世平是一派，主张汉奸做到底。两派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汪季新主张签字，这一下子就成了3：2，所以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与日方在和约上共同签字。 </p>
会议结束后，陶席晟回到家里，万冰茹见他面无人色，神情恍惚，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陶席晟便对她讲了今天会上的大致情况和约最近就要签字的事情。 </p>
万冰茹问陶席晟：“既然不愿签字，你为什么不能走呢？” </p>
陶席晟回答说：“我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走得了吗。” </p>
万冰茹又问陶席晟：“”那你打算签字了？” </p>
陶席晟回答道：“不签便只能死在这里。” </p>
那签了呢？ </p>
签了还不如死！ </p>
万冰茹说话间从衣柜里取出陶席晟的手枪，对他说：“我把全家的性命带到东海来就是助你逃走。如果逃不掉，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p>
陶席晟无言以对。 </p>
和约签字那天，陶席晟称病没去。当晚，高忠吴突然登门拜访。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