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孔毓圻自称奴才，康麻子也是一愣，问孔毓圻道：“圣公，朕不记得你抬了旗啊，怎自称奴才了？” 在大清朝，在皇上跟前理直气壮地自称奴才那可不是一般的臣子能有的荣誉啊！那必须得在旗，得是旗人或是包衣奴才。如果其他人要称奴才，那多少可有点僭越了。 孔毓圻连忙叩头道：“回皇上的话，奴才前年就上了折子请求抬旗了这是奴才最大的心愿，还请万岁爷成全。” 他的话说得诚恳，康熙听了也轻轻点头，似乎颇为赞许，不过让至圣先师的嫡系后人当奴才，还是有点不妥。况且康熙现在是把孔毓圻抬到了和雪域大喇嘛差不多的地位上康熙可是拜大喇嘛为师的，师傅见了徒弟总不可能自称奴才吧？ 想到这里，康熙笑道：“奴才就不必了朕的心愿是可以成为一统天下，并且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的圣主，而你现在又是辅佐朕的儒宗圣公，我俩的年纪也差不多，不如结为异姓兄弟吧。以后你称朕为皇兄，自称臣弟即可。” “奴，臣弟谢主隆恩。”孔毓圻又给康熙叩了头。 康熙又道：“圣公弟弟，你以后就别回曲阜了，朕把通州城赏给你当儒宗总坛所在。” 通州城本是大运河的终点站，是北京城东的交通枢纽。但是通往东南的漕运中断后，通州就急剧衰落下去了。去年的北京之变后，大量居住在通州的漕工和漕工家眷又跟着杨起龙跑了，没跟杨起龙跑的也害怕清军屠城，全都没了踪影，所以通州就空出来了。 孔毓圻当然知道康熙把自己转封到通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管束，所以也不敢拒绝，当下表示道：“皇兄，臣弟这就把曲阜的家人都迁来通州。” 康熙摇摇头，笑道：“这倒不必，孔林总要有人看着的，把嫡系近支都迁到通州来即可。” “臣弟谢皇兄隆恩。”孔毓圻又是谢恩，又是叩头。今儿他都快变成磕头虫了，不过这种日子以后还长着呢！这到了通州，那就是被康熙攥在手心里了，还不得隔三差五的就进京叩头？ 想到这里，孔毓圻咬了咬牙，捧出了那份请求加派加征的题本，“皇兄，如今伪朱三太孙在东南灭真儒、兴伪儒，自称圣人，还曲解经义，企图断我儒家道统！ 臣弟身为至圣子孙，当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奈何臣弟空有杀敌之心，却无杀敌之力，只得代表天下儒生，恳请大皇帝发兵江南，踏平伪儒，斩杀伪圣，禁绝伪经臣弟也知道如今天下不安，四方不靖，兵费艰难，因此上表请求皇兄向天下深恨伪儒伪圣之庶黎加派保儒护教之费，用以招兵买马，保教护国！” 康熙听完孔毓圻的话，赶忙抑制住喜悦的心情，皱起眉头问：“要加征？会不会苦了百姓？” 孔毓圻赶紧叩头道：“皇兄，若是让伪儒伪经再发展壮大下去，百姓就真的没有活路了！臣弟求皇兄以天下苍生为念，加征加派吧！” 圣公弟弟一领头，南书房里面的大臣马上就跪了一片，全都众口一词：“请皇上以天下苍生为念，赶快加征加派吧！” 康熙看见大家都这么说，也“只得”长叹一声：“那加多少合适呢？” 加多少的问题，当然是早就研究好了的。康熙的原则就是不加则已，要加就加够加足！ 他这些日子仔细研究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三饷加派，得出的结论就是加派没错，错在加派得太晚和“添油加派”，没有一步加到位。 在康熙这位圣主用“事后诸葛亮”之法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加派辽饷的最佳时机其实是朝鲜之役结束后。朝鲜之役中，辽东明军折损惨重，李成梁多年经营出来的精锐丧失殆尽。如果万历朝廷能在这个时候果断加派辽饷，不要多加，搞个几百万两发给辽镇，让他们把朝鲜之役的损失补上，那就没后来的事儿了。因为努尔哈赤手下的勇士都去给明朝当兵赚银子了，他还拿什么造反？ 当然了，现在康熙也已经失去了加派加征的最佳时机，所以他在改革和扩编新军的问题上不能再抠抠巴巴了这也是底下一群八旗新军总管大臣和南书房大臣们的一致意见！ 首席大学士图海这时上奏道：“万岁爷，在平西王吴应麒入陕后，不算关外、塞北和甘肃，单说朝廷直辖的河南、山东、淮北、直隶、山西等五省账上就有田土两亿多亩，一亩加派三分银子就能有六百万两了奴才建议将包税的正额也定在三分，再加上丁税的包税也该有几百万，这样朝廷每年光是地丁两税就能收上一千七八百万了。 另外，朝廷还可以在各省、各州府的要道路口广设税卡，用雁过拔毛的办法征收税金一年收个三四百万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再加上盐税、海关税、矿税等各项税收，朝廷的财入就能维持在两千两三百万了！ 有了这笔收入，朝廷就可以打造燧发之铳，铸造威远之炮，再广募集蒙古勇士，并且严加训练不出两年，三十万新军亦可大成！” 康熙还是显得犹豫，“一亩六分银子的税，会不会太重了一些？” “不重不重，”图海说，“如今大清直辖的五省之地上只有二三百万户，两亿亩地摊一下，一户平均能有一百亩田若以一百亩计，一亩六分，总共不过六两银，差不多就是六石麦子的价钱。一百亩地的年产，怎么都在几十石，交六石麦子怎么算多？” 康熙点了点头，道：“的确不多，那朕再饶他们一点，就以百亩六石麦子和百亩六两银为税额，由下面的人自选，纳粮纳银皆可。 另外，地方官府不可以再额外多收了！” “皇上圣明！” 底下的大臣们早知道这个结果，现在都装模作样的喊圣明。 不过话说回来，一亩缴六分银的税率其实也不算太重。在一个朝代初期，人口较少，人均土地比较多，吏治也还算清明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而当人口增加，人均减少，土地兼并增加，农民被迫承担较重的田租和高利贷利息的情况下，别说几分银子的税，就是几厘银子的税也会把一部分最底层的百姓逼上绝路。 当然了，人口多了，这个工商业往往就发达，如果国家能收上足够的工商税，那也有足够的财力维持统治。只是工商税收起来比较困难，没有田税那么好收。 不过现在中华大地上的明、清、周三朝的人口都不多，除了大明之外，其余两朝的工商业也不发达，收不上太多的银子，所以真正决定三朝谁主天下的，就是他们三家谁能把农业税收好了。 在这方面，康熙皇帝用包税人的办法走了个捷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粮搞到手。 而吴周那边，则因为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配，所以在均田上推进的非常顺利。无非就是给无田少地的百姓发四川的土地，只要四川的土地没发完，吴周就能给下面多加点税。 反倒是大明这头最难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