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给官员张俸、足俸两件事，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p>
毕竟，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p>
贪污受贿的，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p>
而随着讨论的继续，关于加税的事，也被提了出来。</p>
结果就是，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p>
就单说东林党，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反对加田税，赞同收矿税（由朝廷收，不是由宫里）。</p>
而以韩爌、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是反对加增商税、矿税，主张加大田税。</p>
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每日操阅两卫，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p>
京中的诸党争论，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p>
还是那句话，当皇帝强势的时候，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p>
商鞅变法，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p>
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其师首傅公子虔，右傅公孙贾被刺字。</p>
而反例，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p>
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p>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p>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p>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p>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用一个“元祐党籍碑”，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p>
然而，当蔡京垂垂老矣，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p>
同时，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p>
那就是文官的节操，越来越低。</p>
以宋末为例，越争越是没节操。</p>
如果说，范仲淹、富弼时期，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p>
那么王安石、韩琦、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p>
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p>
等到宣和、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李纲的遭遇和秦桧、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p>
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明。</p>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p>
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则是利。</p>
因利而聚，利尽则散。</p>
对于如何解决党争，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捏住这些人的脖子，物理禁言，然后告诉这些人，干事儿的留下，不干事儿的滚蛋。</p>
皇帝眼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p>
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p>
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p>
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p>
武则天看重狄仁杰，但也没放弃来俊臣。</p>
嘉靖用海瑞，但却重用严嵩。</p>
都是一个道理。</p>
无所谓这党那党。</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