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科，前面介绍过的李清臣，就是通过制科考试入了馆职成为京官。这一考试不是面对所有考生开放的，而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参加的人至少得符合两个极其苛刻的条件：</p>
，经过考评认定有资格，才可参加最后的考试。</p>
而最后的考试也堪称地狱级难度，考生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六篇各不少于三千字的策论。这些文章的范围涉及九经、十七史、七书等等共四十余本书目，包含了名家经典思想、财经、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须要根据题目的内容引用出相关典籍的上下文，在深入理解经典思想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精到的见解、观点。</p>
秦观对此解释道：“我皇宋立朝以来，在制科考试中，唯有仁宗时的吴育吴春卿与老师二人获过最高一等的成绩，老师的策论文章当属天下一绝。可恰恰是是因为他擅长策论，则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论考试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与缺陷。”</p>
“哦？以秦刚之陋见，这策论可以考察学子对于政治、民生等诸事的见识，并可从文中看出他们对于政事的理解程度与处理思想，岂不是要强于诗赋乎？”秦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p>
“徐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观摇摇头说，“单从文章本身来看，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回到考试本身就会发现，一是策论写作有程式、有样板，二是策论试题太狭窄，因为你要贴近时事政务，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题，然后交上来的试卷，多是提前写好的范文，甚至还会是请人捉笔的作品。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选出来的人才便很成问题。”</p>
所以说，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绝非那种认死理、讲面子的党争之辞。</p>
在新法实施之初，他就从“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许多地方与民争利”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发，急呼不得强行推广。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却又是他站出来，指出“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腾民众？”</p>
对于科学取士标准，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p>
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对于考生而言，无论是诗赋、经义还是策论，都各有优劣，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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