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毅刚刚离开后不久，陈司令便收到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新四军方面经过深思熟虑，也认为向国军借用机场是个极为可行的办法。于是，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向中央发报，请求中央派人前去与国军协商借用机场之事。 起初，国军对此提议并不买账，态度坚决地表示拒绝。然而当他们听闻借用机场的费用是 48 门 57 毫米高射炮和 36 门 100 毫米高射炮以及配套的大批炮弹时，态度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果断地应承下来，这尼玛还是他们印象中的土八路么？看看人家这出手阔绰的。 要知道整个国军也仅仅只有区区六个高射炮团而已，而且所装备的大多是一些 20 毫米、37 毫米高射炮的小口径高射炮。曾经他们从德国采购过 28 门 75 毫米高射炮，装备给了高射炮兵第 41 团，可在南京保卫战中，这些高射炮损失殆尽。 自 1938 年 2 月起，日本开始频繁轰炸陪都，每次轰炸都让人心惊胆战、惶惶不安。有了八路军提供的这些高射炮，足够装备三个大口径高射炮团了。 借用机场？在这样丰厚的条件面前，那根本就不是事儿。 于是没过几天，双方就达成了协议：在为期半年的时间里，衢州机场借给八路军使用。在此期间，油料和机场防空由八路军负责，外围警戒则归国军负责。 不过，半年后机场保卫所使用的所有高射炮的归属权需移交给国军的机场保卫部队。这下子，国军可真是赚得盆满钵满，一个机场的借用，就换来将近五个高射炮团的武器装备。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八路军还有一支秘密进驻的防空部队，那便是特种防空旅第二营，毕竟这些飞机和飞行员那都是八路军的宝贝疙瘩，不能有一点闪失的。 而那位曾被林毅戏称 “小顽童” 的原特种防空营营长周伯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组建的特种防空旅的旅长。没错，就是旅长，因为特种防空旅没有团级编制，特种防空旅下辖八个防空营，分别进驻各个机场和军区司令部。 1939 年 2 月 1 日上午九时许，衢州机场上，一群新四军军官和国军军官正焦急地望着北方的天空。 新四军为首的军官眉头紧锁，跟旁边的参谋低声说着：“怎么还不来？按照预计时间，半个小时前就应该到了。” 就在众人翘首以盼之际，13 架运输机和轰炸机在九架战斗机的严密掩护下，出现在众人的眼帘中，不一会儿在地面人员的引导下13架运输机和轰炸机缓缓降落在机场上，战斗机继续在机场附近盘旋警戒，防止日军飞机的偷袭。 当飞机慢慢停稳后，机场上的国军军官和新四军军官都走到飞机旁，众人都被飞机的个头惊呆了，国军空军最大的飞机就是最大起飞重量不过125吨的福特三发运输机，在八路军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面前那就是个小小弟弟。 当王景旭走下飞机的时候，在场所有人都鼓起了掌。王景旭向众人解释道：“来的途中在南京附近遭遇了日军航空兵的拦截，双方发生了激烈空战，我们成功击落日军飞机 11 架，其余的日军飞机则狼狈逃窜，我方无一损伤。”众人都被惊呆了，11:0的战绩，要知道南京附近的日军装备的可都是日本最新型的97式战斗机啊。国军的主力战机霍克 - 3、伊 - 15、伊 - 16 等都打不过日本的96式 97式战斗机啊。 不一会儿货仓门打开了，新四军战士们一拥而上开始从飞机上卸下货物。原来，这第一批运来的都是 37 毫米高射炮和炮弹，以及用于加强机场的防空。 当整整 30 门 37 毫米高射炮被卸下后，那帮国军军官和机场守卫全都惊呆了。要知道，他们整个机场也只有11门 20 毫米高炮、10门37 毫米高射炮而已，为什么要运送37毫米高射炮而不运送57毫米和100毫米高射炮呢？还是因为重量的原因。 林毅给提供的55式37毫米高射炮的重量只有1275公斤，一架运输机就能装载三门37毫米高射炮和所需的战斗人员，弹药。而57毫米高射炮的重量475吨，一架运输机只能运一架。100毫米高射炮重量那就更重了，将近10吨，就是拆开两架飞机都未必能运送一门。所以还是以37毫米高射炮为主吧。 人家这一次运过来的高射炮数量，比他们所有的高射炮加起来都多。这些高射炮都部署完毕后战斗机才徐徐降落。 接着王景旭找到机场司令王云武，提出购买机场库存汽油的请求。王云武刚开始还不同意，可当王景旭又提出可以用盘尼西林来换汽油时，王云武果断的就跪了。 开玩笑，盘尼西林那可是救命药，在后方那可是一根金条都买不到一支啊。王云武的眼睛里闪烁着震惊与兴奋交织的光芒。盘尼西林换汽油？那当然没问题，盘尼西林送回后方一转手最起码四五倍的利润，而换出去的汽油--有点良心的话再买回来补上，没良心的话那就消耗掉了。 隔了几天王景旭又跟王云武达成了一笔交易金额巨大的生意。那就是通过王云武的介绍，卖给宋家和孔家一大批盘尼西林。 民国时期的宋家和孔家权势显赫。宋家以宋氏三姐妹为代表，与政治紧密相连。宋子文掌控财政大权，在经济领域影响力巨大。孔家则以孔祥熙为核心，同样在财政金融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他们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在商业、金融等领域呼风唤雨。其权势不仅体现在财富积累上，更在政治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