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3日，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红军总部的营地上。红军战士们正忙碌地整理行装，准备从文英转移到热水圩。 在浓密的密溪与合树岭之间，红5军团的后卫军团正在行军，他们是红军最后一道屏障。 他们身着灰蓝色的军装，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只有那鲜亮的红色五角星帽徽在阳光下闪烁。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打破了这片山林的宁静。 敌机如饿狼般俯冲下来，投下了十余枚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尘土和烟雾瞬间弥漫开来。 红军士兵们迅速反应，有的就地卧倒，有的则迅速寻找掩护，然而，仍有四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轰炸中受伤，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显得格外刺眼。 尽管他们身经百战，但面对这样的伤亡，士兵们的眼中还是闪过一丝悲伤和愤怒。 除了那四名受伤的士兵外，还有不下十人在长时间的行军中不幸牺牲。 但他们知道，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他们必须坚持下去，为了胜利，为了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们。 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上，卫生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红5军团走在八万多人的后方， 沿途看到粪便狼藉，污秽不堪。 这些污物不仅污染了土地，更在无形中对战士们的健康造成了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军，对战士们的士气也是一种打击。 他们虽然心怀信仰，但面对这样的困境，也不免感到疲惫和沮丧，他们渴望能够有一个干净的环境，一个能够让他们安心休息的地方。 卫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清洁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战士们生命健康的大问题。 红五军团领导要求从每一个细节做起，从每一个战士做起，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他们还在休息的时候，利用周围的资源，搭建起简易的厕所，确保粪便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这些举措虽然看似微小，但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整个队伍的面貌。 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变得更加饱满，士气也得到了提升。 红5军团的这一改变，也在整个长征队伍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纷纷开始重视卫生问题，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卫生状况。 在黎明的微光中，红九军团紧随一军团之后，悄然进驻了聂都圩。 与此同时，红3军团的前锋部队也直指汝城。 然而，就在红军准备发起进攻的前夕，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国民党湘军六十二师已经先于红军进驻了汝城。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红军将士的心头。 红3军团向红军总部报告了情况：“汝城的碉堡坚固无比，我们的山炮无法征服它，而地下作业又需要时间，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攻克汝城。” 面对这样的困境，红3军团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进攻汝城。” 红军总部在听取了红3军团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决定。 于是，红3军团留下了一部分兵力监视汝城的敌人，而大队人马则决定绕过汝城，继续向前，以尽快冲出部的大部分兵力，并摧毁了湘军碉堡三十余座。 这场胜利也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这则战报传回红军总部时，整个总部都沸腾了。 战士们欢呼雀跃，他们为红军的胜利而自豪，这场战斗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 在蜿蜒曲折的群山之间，第二道封锁线横亘在红军的前进道路上。 这条封锁线并非简单的军事防线，而是由粤军和湘军两大军阀势力交织而成的复杂利益网。 湖南和广东的军阀们，各自心怀鬼胎，都深知与红军正面交锋将会是一场消耗战，对于自身实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因此，每当红军的先锋部队出现在封锁线附近，粤军就会如同潮水般迅速后撤，他们希望湘军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抗击红军的主力。 然而，湘军也并非心甘情愿地充当这个“出头鸟”。他们认为红军的主力仍在广东境内，如果贸然出击，很可能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于是，湘军也选择了观望，不愿意轻易出动兵力。 在两大军阀的互相推诿和算计中，中央红军却找到了突破的机会。他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巧妙地穿越了这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封锁线。 红军指挥员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在敌人的疏忽和矛盾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次红军队伍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但是，这次造成的损失更大。 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作战，可是在各种因素下，红军队伍再次骤减9700人。 红军主力成功撤出瑞金中央苏区后，留在苏区的一万多红军却陷入了困境。他们无法正面抵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损失惨重。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红军总部作出了调整战术的决策，向留守的红军发出了紧急电令：“放弃正面防御战术，转变思路，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战略转变意味着留守的红军将不再被动挨打，而是可以主动出击，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来应对敌人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