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说是不是‘起源于清代，详细记载了很多鬼怪的具体事例的古籍’吧？哈哈哈哈哈哈……” 由老杨带头，全组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尤其是新来那个侦察员祝潇潇笑得最凶，他翻着这本书，笑得连说话声音都变了形。 于是我在心里又默默把张九炎骂了三千遍。 “笑什么呢这么热闹，”周队走进来，“小凌你准备一下，一会我们去王德友家里走访。” 说起这位王德友，简直是幸与不幸的结合体。他在焚烧秸秆时突发心源性昏厥倒在火堆里以至全身重度烧伤，这算不幸吧？可说他不幸吧，他全身烧伤总面积高达50以上却没生命危险；说他幸运吧，他在住院期间又被他老婆拿水果刀抹了脖子；说他不幸吧，就算他被抹了脖子但因他本就身处医院，所以抢救及时又活了下来。 他的经历仿佛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打勾那栏反复横跳，一会“我跳出来啦”，一会“我又跳回去啦”，一会“我跳出来啦”，一会“我又跳回去啦”……把他家老祖宗存的那点阴德全都耗尽了。 王德友的老婆叫张再英，是一个十足十的农村妇女。平日她男人出去工作，她就在家务农或照看家里，但前几年不知犯了什么病，经常间歇性狂躁易怒，稍微一点事就很容易情绪激动，以至于他们家里这几年总是吵吵闹闹不得安宁。 他们还有一个三十出头的儿子，叫王成铭。说起这个王成铭，简直是他们家的活爹，都说三十而立，他立是立了，但却是“倒立”。不仅没个正经工作，还天天在家睡到日晒三竿才起床。起床之后不是打游戏就是出去打牌，一件正事不干还经常惹一堆麻烦，楞是把自己活成了混吃等死的无赖典型。尤其是他看人时候的那个眼神，既胆怯又阴森，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脑子有病。 王德友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舅舅，跟他们住在一起，就在旁边那个屋子。 老爷爷看上去倒是很慈祥，虽因高龄眼珠变得有些浑浊，但眼神依稀可见年轻时的英气。果然，听周队说这位老爷爷年轻时候是带领过乡亲们击退过土匪的，难怪老当益壮，精气神肉眼可见。这老爷爷可能是这家里唯一一个正常人了吧。 这次医院的事，也是因为王德友本身脾气不好，在被烧伤之后变得更加暴躁，动不动就对张再英又吼又骂。 以前王德友健全的时候，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张再英好歹还有忍让的理由。现在王德友能不能康复先不说，他这一倒下，再看儿子那德性，张再英便对生活愈加无望，在他的吼骂之下，一冲动便拿起削苹果的刀子抹了王德友脖子。所幸他们本身就在医院，因抢救及时，王德友才保住了性命。 接到医院报案的时候，我们是对张再英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后来在移送检察机关时，我们局领导与检察机关的领导经过案件分析，根据客观事实与证据表明，张再英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类疾病，且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再者遇到这样的家庭变故，加之她在照顾丈夫时，她丈夫拿她撒气的叫骂行为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刺激，直接导致了她行为的失控。 像张再英这种情况，就算批捕之后提起公诉也最多判个缓刑，罪不至死。但是，王德友出事之后，张再英已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这次抹王德友脖子没致死纯属运气，如果她被判缓刑，接着照顾王德友的还得是她。 这就涉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反正都判了，她留了案底他们儿子更无望，那她会不会再杀王德友一次？她再杀一次，王德友活不成，她也活不成，他们家里那位老爷爷大概率也活不成，还有剩下的他们那个不成器的儿子，会不会也成为社会的危害？ 这个时候作为执法工作者，我们就把法律的温度体现得淋漓尽致了。经过局里和检察机关的讨论，区公安分局和区检察院联合民政系统，建立了社会救助和司法救助工作机制。 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社会救助和司法救助的区别。 社会救助的对象包括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救助，对特困人员的救助，对于受灾人员的救助，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的就业救助。 而司法救助则是针对刑事案件被害人，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的和在案件中其他符合救助的对象。 这里要强调一点，已经通过社会救助措施，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情形，不再适用于司法救助。 司法救助不包括犯罪嫌疑人，因此几个部门对张再英一家进行了社会救助。为王德友和张再英分别申请了每人每月七百余元的低保金，为王德友的舅舅申请了每月九百余元的低保金，和其他一次性救助金共三千余元。为了确保他们生活回归正常，各部门也会对他们进行定期的慰问和走访。 可能是因为出了大变故，王德友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打理，愈见一种荒凉感，此前一些农作物也日渐荒废。真不知道他们那个儿子长这么大是干什么吃的，王德友夫妻不在家的时间他没把自己饿死也是命大，我在心里悄悄嘀咕。 王德友和张再英看到我们倒是很热情，一直忙不迭地向我们表示感谢，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我们在执法办案中兼顾了人情，给了他们家庭的新生，也给了他们重新活下去的希望。他们反复表态，会努力做好后续治疗，会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可是自走进王德友家里那刻起，我身体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种感觉与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