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炟本是个书生，工于书法以及儒家经典，称呼其为“书生皇帝”亦不为过。历来皆有人认为，书生即是软弱无能、极好意气用事之人，因而用之于国家，则必为国之祸患。登基成为九五之尊的刘炟，又会是如何一个皇帝呢？ 历史证明，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所学，因循时势，书生也未必就会成为百无一用之人。刘炟在接下来的统治之中，对于各种关系的处理表现得尤其突出，充分显示出一代明君的卓然智慧。 前面提到，班超在西域真实显示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果决。亦见识到刘炟在对待班超之时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在对匈奴及西域的政策以及在对内是否延续汉明帝在位之时所用政策上，汉朝百官重臣还经过一场不亚于任何战争的唇枪舌剑。 在对内统治问题上，以太傅赵熹、司空帝所遵循的儒家之法相应和。而以太尉牟融、司徒鲍昱为首的强硬派则认为，只有延续依法治国的英明抉择，才能保持汉朝天下有法可依，人们皆循规蹈矩，百姓安居乐业，世事升平欢喜。 而在对外政策上，汉明帝在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后，就着手准备对匈奴作战。班超出使经营西域，汉军在与匈奴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国力消耗太过迅速。至今不过三年，却已经导致国家日渐衰弱、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以校书郎杨终为代表的朝中大臣，便开始直言相谏。他们普遍认为，世祖刘秀确立“止戈息武”的国家大计，国家才得以修身养息。然而明帝继位之后，对西域诸国动武，原因有四：一来国力日盛，二来边患四起，三者怀有雄霸之心，四者则是铁血政策之施行。然今日边关战事渐渐平息，时值天下大旱，百姓温饱堪虞。为今之计，当重新遵循世祖皇帝所立政策。司空帝刘炟亦需要标榜自己的孝廉之名，以教化天下，获取民心。窦皇后拿来《舜典》，他便以其“五教在宽”为宗旨，顺便赞颂一番先帝刘庄一生的功业。当然，在延续刘庄功业之同时，亦要进行革新。为防止人心涣散，臣属离心，只能用古代经典如《大雅》《春秋》等为自己的施政策略找到理论根据。 此后，汉朝一改过去严刑峻法的政治方针，转用宽和以待天下。但似乎上天有意为难刘炟，例如当时汉朝曾爆发多次自然灾害，同时时常天有异变。《后汉书》记载： 永平十八年，刘炟新近继位，便有牛疫病流行。京师及三个州大旱不雨。 建初元年三月甲寅日，山阳、束平发生地震。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出现在天市星座。 建初四年冬季，牛瘟疫大流行。 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初一，天有日食出现（古代有叫做“天狗食日”，为不祥之兆）。 建初七年，京师及郡国螟虫为害成灾。 建初九年夏四月乙巳日，客星进入紫宫星座。 和刘庄崇尚人治不同，刘炟虽然也是一个堪称圣明的君主，但是对于天兆之说，他也是十分相信的，因为汉朝自武帝以来，都是以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国家意志的立身之本。此番面对如此多的天灾异相，刘炟不免心有担忧，但担忧归担忧，刘炟却并未就此被吓退，而是更加励精图治。他明白，在这特殊的时刻，愈加需要展现自己的手腕，在乱中求治，百姓才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恩德。一方面收获百姓之心，另一方面则震慑百官。 于是乎，在京师及其周围三州郡爆发旱灾之时，刘炟下令不收充、豫、徐三个州的田租、草料，并且用现有的谷米救济贫苦灾民。严明举孝廉的法令，严格官员选拔制度，救济无家可归之人。 刘炟要求各级官员各自奉献真诚，专心地去办理人们所急的事。同时，还一改先帝刘庄在世之时的严刑峻法，对于犯罪不够死刑的，等到立秋以后立案核实，对于一般罪犯者，尽量能够在使其改过的基础上，轻判其罪责。有关主管要明白选举人才的重要性，推荐贤良，罢免贪官污吏，顺应时令，清理冤狱。 经过皇帝的仁治，天下得以舒缓一口气。即便如此，皇帝仍然时时自危，如此治理天下，真可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孤立无援的皇帝，深感需要有人来辅佐自己。因此，刘炟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策略，不以出生高低贵贱作为评判人才优劣的标准。如何获取自己需要的人才呢？刘炟想到，需要命令太傅、郡守等人推举人才，并采取举孝廉的方式，找寻人才去补充县令、郡守等官职。最后，他还特别命令把上林中的泡沼禁苑田赋给贫穷的人。 经过刘炟不懈努力，汉朝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刘炟勤政爱民、虚怀纳谏的仁君之名得以名留千古。刘庄在位时采用铁血政策，至今为止，朝中大臣仍然对当初动辄杀人盈千的恐怖形象心有余悸，因此，刘炟采取的仁治，无疑是收取人心的绝佳手段。加上对汉朝周边地区的和平政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民重新得以休息，沉重的税赋、徭役得以减轻，天下千万百姓有感皇帝恩德，浩荡天恩，为民所赞叹。一时之间，天下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