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伯升、刘秀兄弟起兵以来，天下诸侯并起而立，刘秀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实在是侥天之大幸。当时天下的大型诸侯势力就多达十四家，所以很多人在评价光武中兴之时都认为，刘秀创业的艰难程度要远远比当年汉高祖斩白蛇起义苦难得多。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具有典型的特征，那就是强烈的地方主义，比汉斯在《汉朝的中兴》一文中说道：“光武帝刘秀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这个动乱年代中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革命目标，没有证据能说明，斗争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标所推动，或者任何领袖设法推翻由帝皇统治的公认的制度。当赤眉军在中国流窜以及头目们与南阳绅士在更始帝治下对抗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都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他们只是为争夺这个秩序中的统治权而进行斗争。” 最终刘秀成功地成为掌握天下神器的九五至尊，开始了他一系列改造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的计划。总的来说，他的这些措施都是积极可取的，自新莽大乱开始，持续了二十余年的战争，百姓生灵涂炭，四海之内哀鸿遍野。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恢复和发展，刘秀与民休息，不轻言战事，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还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 经过二十年左右的休息，东汉王国不断强盛，已经具备了重新征战四方的实力。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扬虚侯马武与朗陵侯臧宫上书光武帝：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将其击灭。刘秀半生戎马，多半是出于无奈，天下好不容易得享太平，刘秀体恤百姓疾苦，自然不会改变自己与民休息的国家大计，所以拒绝了攻打匈奴要求。 与此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除此以外，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不久，中原大地便重新焕发生机，帝国在刘秀的治理之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新旧交替，改变的不止是平民百姓，就连那些曾经显赫一方的王侯将相也已经山河换色。新莽政权所封的人可以不管，但刘秀为西汉皇族后裔，秉持重兴汉室的旗帜，自然要面临如何处理前朝汉室后裔封地的问题。最终，刘秀决意寻找西汉王朝的后裔，为其封王封侯，只是战乱之下，岂有完卵？大部分旧王侯如石沉大海，刘秀只能为刘氏宗亲和汉室功臣封侯拜将。 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的状况，虽设三公之位，却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同时，他还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其实质是将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对诸王国的问题上，光武帝刘秀亦做出了一系列出于巩固权柄的动作。 在西汉，历代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都会被封为王，并有自己的封地。例如早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就有二十三个这样的王国存在。为了获取旧贵族王侯对于其政治军事的支持，光武帝刘秀最初恢复了许多旧王国，并为自己的亲族另设七个新王国。到了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有三个王国的国王死去，其国名便被废除。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刘秀终于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进行统治，次年，刘秀便废除了所有的国，并把它们的王降为侯。这之中，有三个例外：其一自然是刘秀的养父刘良，此外便是已故刘秀的大哥刘伯升的两个儿子，即刘章和刘兴。 在解决封国问题的同时，刘秀也着手处理地方豪强势大的威胁，到了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天下豪强土地兼并的问题日渐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这一年，光武帝刘秀下令，要求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 这极大地损害了四方豪强的既得利益，一剂猛药下去，各地豪强纷纷表示反对。刘秀遂决定“杀鸡儆猴”。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并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各地豪强大姓纷纷担心，刘秀会对自己动手，于是，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抗，有甚者，某些地区竟然爆发了武装叛乱。其中以青、徐、幽、冀四州最严重。 刘秀见此，知道自己触动了天下豪强的禁脔，为了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不得已做出让步，此事只有不了了之了。但是，度田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在各地有所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和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为了进一步改善民生，提高政府的效率，警惕地方势力的发展壮大，刘秀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经过一番革旧翻新，地方官吏缩减至十分之一。 在取得政府改革的成功的同时，光武帝刘秀还双管齐下，下诏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除此之外，刘秀还取消了都试，即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测试。地方的防务则改由招募而来的专门的军队担任。自此，刘秀相信，天下只要按他描绘的蓝图和既定的国策继续下去，刘氏一族定然能够千秋万世、一统天下。 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坐拥江山 刘秀在建国后，复立五经博士，恢复太学。太学学生都将入朝为官作为了学习的最高目标，由此，才能够光耀门楣、光宗耀祖。 在治国思想上，刘秀依然延续了西汉武帝的思想，十分崇尚儒术的力量。一次，光武帝刘秀在巡幸鲁地之时，曾派大司空率领百官前去祭祀孔子，后来还将孔子后裔孔志封为褒成侯，他的意图天下皆知，旨在彰显自己尊孔崇儒，要求天下人学习自己，大力学习儒家学说。 孔子更是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而孝悌是仁的基础。所以东汉才会特别重视“举孝廉”的选官制度，自然，儒家思想提倡的这些，对于当时而言，无论是实现统治还是接受统治的人，都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刘秀竟然对当时儒家的谶纬迷信之说崇拜备至。这使得后来在皇宫内部，产生了一连串的宫闱悲剧。 光武帝对内大刀阔斧、不拘一格地进行改革，对外则施行铸剑为犁、止戈息武的策略，有人不禁想到，难道北方匈奴政权也承认刘秀真命天子的地位？何以他们会一直甘于寂寞呢？ 其实，前文已经提到，早在王莽新朝之时，王莽就准备率领大军北击匈奴，只可惜后来因为中原大乱，王莽北伐之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此刻的匈奴，却依然没有任何动作，没有南下入侵中原？这又是为何呢？ 实际上，匈奴单于利用了这次中原内战的机会，只是他没有将触手伸到中原内地，而是在新建始国二年（公元10年）夺取了对吐鲁番国的保护权，此后还不时袭击中原边境。 到了王莽政权覆灭，天下大乱之时，匈奴却是天灾人祸不断，抽不出身子，好不容易重新归于统一的匈奴，因此而失去了在中原横行的机会。 历史记载，自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之后，匈奴汗国一连几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牛羊战马饿死者，足足百万之众。内忧之下，外患也接连不断，并对匈奴政权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如当时东方新兴的强敌乌桓部落，眼看匈奴衰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凌辱昔日一直欺负自己的对手的机会，遂向东方不断侵袭。匈奴大军在数次大战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只能在单于的带领下，不断后撤。其势力范围从原来的整个蒙古草原，萎缩至蒙古哈尔和林及以南地区，大批人畜因战乱和灾荒而死亡，国力大衰，以致各部分立，呈一盘散沙之态。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日，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后世之人，对于光武帝刘秀亦有各自不同的评价，其中王夫之说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指西汉高帝刘邦）而尤难矣！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司马光亦说道：“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近世梁启超还说：“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此外，还有曹植、诸葛亮等人，对于光武帝刘秀都有自己的论述，虽然言语不一，观点亦有出入，但是总的基调都大致相似，对于光武帝刘秀的一生功业，都持肯定之声。 当然，也有人对其过错做出过总结，认为他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特别是在对巫蛊之事上，更加地显露无遗。此外，他还经常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以至于那些劝谏之人，随时都有被斩杀的危险。刘秀还是一个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的人，对于公孙述以及后来的匈奴，都没能够兵不血刃地获取胜利，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其在外交上还略有不足。 光武帝刘秀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此宣告结束，半世戎马、辛苦经营打下来的万里江山，于辗转之间，传到了刘庄的手中，延续着刘家的天下。刘秀一生，短短六十余年光景，却让后世之人不断缅怀和赞叹，他留给后世的，是数百年大汉的功业？还是一个个发人深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