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可以看出，沈括是个全方位的奇才，但是正所谓人无完人，沈括也有着致命的弱点，正是这个致命的弱点使得沈括背负了千年的骂名。 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王安石举荐沈括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因为前任在两浙处事不当引起争议，宋神宗专门问王安石，沈括靠谱吗？王安石打包票说，沈括本身是两浙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后来，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在富国强兵的变法口号下，三司使是推动新政的重要职务之一。可见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沈括的器重程度。 这段时期可以说沈括乃是新党干将！ 王安石悄悄交代了沈括一个任务（这个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沈括的性格等方面可以推断出，沈括不是一个会主动做这种事的人，后面会分析），找旧党的茬，尤其是被王安石喻为旧党智囊的苏东坡的茬。 此时的苏东坡因为反对变法，已经被逐出了权力的中心，到地方上去了，而沈括在此期间作为督查被派到杭州检查水利建设，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沈括的头上。 我们先来说一下沈括这个人的性格，王安石曾评价说：“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沈）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又说：“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说皇帝如果要推行一项坏政策，沈括为了讨好陛下，一定会不顾政策的好坏，坚决执行。所以陛下千万不要跟沈括这种人谋国事啊！ 从沈括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沈括这个人其实就是个典型的技术性人才，只要上面有令，哪怕心里不愿意，也会尽十二分的努力去完成，至于对错，那是领导的事，我只做好自己的本份。 其实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人，在公司对领导敢怒不敢言，一旦领导交代了任务，又会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去完成，十个技术男大概有八个是这样的吧！ 沈括接到了王安石的任务，到了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走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醇醪中的苏轼，向来性情耿直，“为人全抛一颗心”，没有多想，就把当时许多诗词近作，包括后来被用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均手书一份给沈括。其中就有引发文字狱大案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回到京城后，沈括就把苏轼的诗籍整理出来，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再呈给皇上。内容广到整理、注释苏轼一百多首诗词，例如苏轼《咏桧》中歌咏桧树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沈括注释道：“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沈括被后人诟病的“告密事件”！ 王安石大概也没有想到沈括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找茬，要知道在赵宋，那是不以言获罪的，官员敢当面与皇帝争执，甚至因为皇帝的独断专行，要求辞官，更有甚者连死都不怕，直接在朝堂上与皇帝叫板！最着名的俞古痛骂宋光宗荒淫无度和宋理宗被大臣比作商纣王。 光宗自继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私生活不检点。 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因见天有异象，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荒淫，造成天出异象。光宗震怒，下了一道圣旨，要将他抓起来流放方州郡，由地方官吏管束。 但群臣坚决不同意，称“言事无罪”，俞古上奏的是朝廷之事。光宗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 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对理宗说：“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着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就差直接说宋理宗是商纣、周幽那样的荒淫之君、亡国之君了。 沈括大概也是想以这样荒唐的举动来向新党表明，你们安排的任务我做了，至于皇帝怎么看，那就是皇帝的事了。 在不以言获罪的赵宋，宋神宗看完诗稿后根本不为所动，觉得这不过就是寻常的诗歌而已，哪有沈括所说的诽谤和批评啊！ 苏东坡也没放在心上，甚至还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五年之后，王安石罢相，新党后继无人，这件事又被新党重新挖了出来，效仿沈括，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曲解得神鬼共怒。比如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认定苏轼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苏轼说：“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不仅与政策对着干，而且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也是较早的文字狱，这在不以言获罪的赵宋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新旧两党的党争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要知道以言获罪是把双刃剑，你在对付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能用同样的理由对付你，若是有可能，大概新党也不愿意打开这潘多拉的魔盒吧！ 如果说就是这样，沈括也算是为新党立过功的，现在新党得势，梁师成又怎么敢报复沈括？难道就不怕新党随之而来的报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