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长安。
刘备等人在川西努力奋进的时候，斐潜却在长安接到了平阳递送而来的一个沉甸甸的锦盒，打开之后却没有任何的欣喜，而是显得有些不解和烦忧，撑着脑袋想了挺长的时间，直至黄旭进来禀报道，说是众将都已经到齐了，方将锦盒盖上，然后背着手往前堂而行。
斐潜年轻的时候也往往觉得有的人为什么老背着手，形态又不好看，又没有意气风发大步向前的进取之意，而且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背着手也不能左右摆动保持身体的平衡协调性，实在是毫无价值的一个姿势。
然而，等到如今，斐潜却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起，也经常背着手走路。
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无形的各种压力，压在背上，似乎只有这样，才会轻松一些，也才会提醒自己，将背挺直。
进了大堂，斐潜已经恢复了原本步态，大步进了节堂，然后在席子上正坐而下。众人齐齐朝着斐潜见礼，斐潜还了半礼，然后再请众人就坐。
说是就坐，实际上就是跪在席子上，顶多再多一个锦缎垫子而已。
凳子什么的，斐潜其实早就叫工匠做出来了，只不过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斐潜依旧保持着汉代的会议方式，采用一桌案一席子的正坐模式。
这样有一点好处，跪旧了膝盖疼，所以必须加快节奏，就像是后世也有许多企业会采用金鸡独立的姿势来开会，甚至会选择在天台上开碰头会一样，会议的场所太舒适了，反倒有时候会让参会者不能将精力完全集中。
在正式开始会议之前，斐潜先聊了两句，便笑着，表示先不处理政务，而是说道：“今日又有大贤至此，待某领将进来……”
说完，便起身向外走，庞统和荀谌自然是心领神会，也跟在斐潜身后一同向外走，其余的像是杜畿张辽等人则是有些迷茫，但是也跟着一同行动，于是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便出了前院。
院门之前，便是荀攸和许定，两个人原本以为应该是被传进堂内，结果没想到斐潜竟然亲自出来相迎，顿时颇为感动，连忙拜倒见礼。
斐潜呵呵笑笑，上前几步，将荀攸和许定搀扶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当年在荆州说注）
一个个的数目在枣祇嘴中，蹦将出来，纵然是对于农桑之事不是很了解的其他诸人，都是精神一振，觉得听了这些数目，就觉得心中安定，浑身舒坦。
“故，预年赋……”枣祇说到最后，下意识的再次看了一眼木牍之上早就算出来的数字，才接着沉声说道，“计五百万石！”
众人听闻，不由得都是喜形于色，眉开眼笑起来。之前关中还要靠着汉中输入的粮草过活，现在不仅是自给自足了，还能结余不少，这自然是欢喜之事。
然而，这并非是欢喜的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随着庞统将工业上面的冶炼钢铁，修建兵甲数目，然后荀谌将商贸上面的利润盈余，钱财器物等等一一叙述出来之后，堂内众人的嘴便是再也合不起来，一个个笑得就跟朵花似的。
斐潜虽然也在听，但是心思却不在这些数目上面，而是想到另外的事情……
年赋，也就是斐潜能收上来的粮草数目，至于关中一地产出的粮食总数，应该是大概在一千三百万石左右，当然，这么高的年赋，其中也有很多流民屯田的功劳。
斐潜关中治下，自然是实行着大汉持续了百年的三十税一，但是这个所谓三十税一，听起来似乎很少，但是其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但是这些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不是说将田产分割为十五份，三十份，然后国家收取其中之一，而是有着特殊的计算方式。
“十五税一”是指地主向佃农收取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五即产量一半的地租后，地主再向国家交纳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一的税赋。也就是土地产量为十份，地主与佃农五五开后，地主再向国家交一份的税。即地租率为百分之五十，税率为十分之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五税一”。
作为地主的附庸，佃农是没有户口的，自然也就不存在单独向国家缴纳赋税的渠道，同样所谓的“三十税一”，也并不是指地主向国家交土地产量的三十分之一的税赋，而应该理解为，土地产量为十份，然后三七开，佃农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
即地租率为百分之三十，税率仍为十分之一。“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并不是税率为“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意义。或者严格来说，应该记成是“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
那么一般的，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就是自有土地者，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也就是十份之一。这在《汉书·食货志》写得很清楚，“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由此可见，实际上自耕农的负担一直都没有什么变，有些变化的，只有依附于大地主的佃农的田租，这些人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就像是后世自有房屋的往往只需要交水电费卫生费物业费等等，或许还不到工资的十分之一，而租房的么……
汉代最开始，大地主和自耕农的税率都是一样的，但是明显大地主收获的更多，年复一年积累的财富数目差距也在不断的变大，自耕农承担的风险明显要高于地主阶级，一旦天灾人祸，地主阶级只会凭借着手中的余额，更大更多的摄取自耕农不得不出售的土地资产，从而再度扩张。
因此汉代皇帝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改革了税制，在高祖时期，“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然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一来可以减轻佃农的负担，缓解最基础的这些民众的痛苦，二来也可以抑制这些大地主积累财富的速度，但是很显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没有什么卵用……
所谓利用税率调控，就是一个温和安慰剂，除非下狠心征收土地持有税，否则困顿的永远都是基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