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潜知道，其实在今文和古文经学上有很多的区别，但是除了方才对于孔子和周公的崇尚之外，更重要的其实还是针对于经书的理解。
孔子和周公所谓的立像什么的，其实也仅仅是外在的一种表现，蔡邕作为一个古文经的学者，也未必一定是早晚三炷香的拜周文王，而是因为今文经将孔子推到了圣位，因此古文经的人将周文王拉出来与其抗衡罢了，因此像后世那样稍微对着孔子或是周公像略有不敬便要如何如何的，汉代当下还是没有。
蔡邕说的，便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最大的根本区别。
其实这个所谓“纬书”，也是跟孔子神圣化相辅相成的，因为孔子为圣人，所以他说的话肯定不是普通的话语，自然在其中另有玄机。孔子为了后人能够不走弯路，便暗藏有一批解释经书的“纬书”，来让后来者能够明了“孔子的微言”。“微言”就是隐语，含有重大意义却不易察觉的话。
在汉代，最早出现的并不是古文学派，而是今文学派，因为秦朝的原因，所以当时很多书籍都流失了，汉武帝当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建立了长安太学，设置了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那时经书只有后来才称“今文”的那一种版本，还没有受到古文经书的挑战。董仲舒曾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其中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成分，成就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后来因为汉成帝时，刘向奉命将各地收集到的旧书加以整理校订，其子刘歆在协助父亲校勘时，发现一部用古文抄录的《春秋左氏传》，觉得左丘明对《春秋》的解释较为公平、正确，想必是左氏见过孔子，所以得其真谛。
刘向死后，汉哀帝命刘歆接替父职，刘歆就建议朝廷把《春秋左氏传》，连同同为古文经的《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
而治《春秋》出身的董仲舒所依据的文本是《春秋公羊传》，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左传是邪门歪道，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员，更是口诛笔伐，这个事件也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然后一眼看到书页扉页上的蔡氏藏书字样，挑了挑眉毛，并没有说什么。
蔡邕将手上的几本都大略翻了一下，然后越看越是眼熟，说道：“此书何人所撰？书笔之形……这个……”
斐潜又笑笑，然后又拿了一叠书卷，奉给了蔡邕，说道：“师傅，此书可说是师姐所写，又并非完全由其所写……”每一个字当然是按照蔡琰抄撰的字体来刻的，但因为在变成字模的时候略有变形，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
“咦……”蔡邕接过来一看，竟然还是一大摞的相同的《连山残章》，依旧一模一样，视乎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最近蔡琰似乎在忙着写一本什么劝学书，并没有多少时间重复抄写，因此有些不解，想了一想，说道，“子渊……新作此书拓印？”
“师傅，并非拓印，而是活字印刷而制。”斐潜站起身，郑重的向蔡邕拜了一拜，然后说道，“假些时日，当有欧阳、大小夏侯之书。夏日之前，六经可全，今年之内，重新印制之书可过百数……届时学宫之内，但凡有疑，便可相互印证，不虞无书可查！长此久往，伪书渐去，真经自存！长此以往，蔡氏藏书楼，传经于天下，还诸子本源，当恩同再造，定千古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