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字思道，湖北江陵人。早年曾辅佐南方割据势力萧铣，归唐后任南康州（今江西赣州一带）长史。 贞观七年（644年），因政绩卓越被选拔入朝，先后担任给事中、治书侍御史、尚书右丞、门下省侍中等要职。与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唐俭、岑文本、杨师道、马周、褚遂良等人，共同组成了贞观中、晚期参知朝政的重臣团队。 刘洎是魏徵的忠实拥趸，喜好直言进谏。魏徵病故，他更是以劝谏为己任，屡次指出太宗过失，得到太宗的褒奖与信任。 太宗曾在贞观十八年（644年）的一次朝会中，逐一点评长孙无忌等七人行事风格。说到刘洎，认为他性格最为刚直，能够权衡利弊，然而过于看重承诺，容易私于朋友。 太宗这话讲的有些委婉，直白点就是，刘洎说话不会拐弯，又太讲哥们义气。 贞观十九年（645年）年初，太宗亲征高句丽。临行前，把老成持重的房玄龄留在长安处理国政，让太子李治在定州（河北保定定州）监国，并安排刘洎与高士廉、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共同辅佐。 太宗把刘洎叫来，嘱咐他说：“我要远征，你留下辅佐太子，这是国家安危所系，你一定要尽好职责，不要出什么问题。” 面对太宗的托付，刘洎此刻只需应上一句：“请您放心，我会尽心去办”就可以了，但刘洎却脱口而出：“陛下无须担忧，您走之后，大臣当中有谁胆敢不听招呼，臣就代您杀了他。” 刘洎这话可能也并没什么其他用意，只是想传达他赤诚护主之意。然而生杀大权历来由君主所掌握，刘洎将其轻易挂在嘴边，让太宗很不满意。 太宗郑重告诫说：“你性格太直，又虑事不周，容易得罪人。如果不加以改正，将来定会因此而败，你要切记。”自此，太宗对刘洎有了看法。 同年年底，太宗班师回到定州。因征途劳累不堪，加之战局不太顺利，以致心力交瘁，患病卧床休养。刘洎与侍臣前来探望，出来后神色忧伤的对旁人说：“皇上病得如此沉重，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 这话本来没有毛病，但让人传到太宗耳里却成了：“皇上身体不好，国家大事不足为虑。我们只须辅佐年幼太子，仿照伊尹、霍光做法，杀掉怀有异心的臣子，天下自然就可安定。” 本就对刘洎有看法的太宗轻易相信了这句谗言，下诏说：“刘洎妄议朝政，觊觎权力。还企图夺控朝局，杀尽大臣。应赐其自尽。”于是，刘洎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掉了性命！ 我们先不论这件事的是与非，去看看同样担负留守任务的宰相房玄龄。 太宗离开长安，前往洛阳，曾交代房玄龄可便宜从事，不必请示报告，这等于把生杀大权交给了他。 但当房玄龄遇到有人告他谋反时，却并未擅做主张，而是把此人押往东都交给太宗处置。太宗虽然下诏斥责房玄龄有负皇帝信任，但貌似严厉的言辞中，却包涵着对房玄龄的放心与满意。 房玄龄跟随太宗二十三年，虽因工作原因常被贬黜，但一待太宗气消马上就会重新起用。 一次太宗提拔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派人询问房玄龄意见，房玄龄只淡淡说了句：“他胡须长得很美。”太宗便立即撤销了李纬户部尚书的命令，改任为洛州刺史。房玄龄病故前，太宗亲临房府与他握手诀别，悲痛之情不可抑制。 拿这两人相比较，即可看出差距在哪里！ 太宗为人大度，但绝非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他常年统军征战，养成了杀伐果决的气质。你可以当众指责他的过失，甚至与他就某个具体问题强硬辩驳，他不但不会怪你，反而会因此褒奖你的忠直，甚至提拔重用。 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皇权！ 一旦让他认定你的言行危及皇权，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都绝对不会手软！ 太宗晚年时，只因听到民间有“三代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说法，就立即处死了小名叫“五娘”的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原因是他的官称、封邑都带有“武”字，根本没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 亏得太史令李淳风以术数劝阻，否则大唐与“武”沾边的人恐怕都免不了要遭遇浩劫。 刘洎身处大唐权力中心，本应谨小慎微。而他却在对太宗的劝谏中产生了误区，认为太宗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哥们和朋友。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与性格上的缺陷相混杂，最终使他在无意中坠入了政治斗争的深渊。 与领导相处，即便领导再信任，都要与之保持适度距离和绝对尊重，即便领导再欣赏，也不能把他当朋友来处。 领导可以和你开玩笑，你却千万不能与领导逗闷子，更不可把领导的宽容与信任当成放任自己的理由，否则遇有“黑锅”，一定由你来背。 越是手中有权，越需小心谨慎，越要向领导及时请示汇报，而不是把领导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本就该有的“一亩三分地”。 刘洎的死毫无疑问是个冤案，但万事均有因果。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在官场上打拼，与能够左右你命运的人相处，怎可不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除非你能抛却名利心，归复田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