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今年是大宋朝又一次改天换日。 现在是元佑九年，只是元佑这个年号终究没能走完。新任职的翰林学士曾布上书改年号绍圣，赵煦准奏。这个年号有其政治含义，赵煦要承继他父亲神宗的遗愿，以新法治理国政，这是在向天下人表明朝廷的立场。 赵煦宣章惇觐见入对，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准备推行新法，大宋朝准备它的又一次急转弯。 赵煦诏章惇入对不过是个过场，当他决定用新法，内心已是有几个人选。 赵煦对章惇其实有感激之情，神宗驾崩前已不能说话，由谁继位总得有个人大声说出来。章惇以门下侍郎的身份直接在纸上写下了赵佣（赵煦原来的名字），神宗看后点头，这的确是首倡。 当年，高太后对蔡确“社稷之臣”之说深恶痛绝也是源于此。作为章惇当时的地位，是比不过左右二相（蔡确、王珪）的，那两个人更应该主动站出来挑明这事。勇敢站出来的是章惇！ 章惇拜相，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政事堂尚书右仆射是空缺的。大宋政事堂以左右二相为尊，章惇兼了门下侍郎，又没有尚书右仆射，事实上可以说章惇是独相，大权在握的独相。 章惇为人黑白分明，这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但其才能不容置疑。 旧党司马光入朝拜相，章惇迁知枢密院，在弃守西北四寨上章惇和司马光就发生激烈冲突，作为军事主官，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没有他的赞同，这事很难推进。 新旧两党廷议王安石的免役法。这场朝堂大争论，新党最先站出来的人又是章惇，那场争论，连范纯仁和苏轼这些深受新党排斥的旧党人也没站在司马相公这边。加之李清臣等人，实则新党是取得这场辩论优势的。 当旧党通过弹劾人把他赶出朝堂，章惇的确在殿前失仪，这也直接导致他被罢相外出。 政治就在于一旦身居高位，人和事往往搅合一起很难区分。旧党掌握的台谏大范围攻击章惇的时候，哪怕道德属性极高的范纯仁也保持了沉默，那个时候范纯仁和苏辙一样也是谏官。范纯仁是支持归还西夏四寨的。 章惇上台，新党很多原来的中层官员回朝就是台谏，和当年司马光回朝如出一辙。 章惇想做的更多，要新法尽快重新上路，他需要台谏攻击还在朝的旧党成员，同时他也得扭转整个朝堂风向。章惇想到的是重修《神宗实录》，他必须把当年王安石熙宁变法捧上神坛，这实则是一种思想统一。大宋的朝堂从来不是一言堂，你要办事得掌握好舆论。 新党为首的政事堂，关于这事没有什么争论，包括赵煦本人也希望他父亲神宗的评论应该更高，不该是现在实录里的样子。历史记录这个时候是能装裱的。只是谁来操作这事，谁来主编这部史书，政事堂争论很大。 翰林学士曾布鼓吹重修实录，按说，由他来主持最是合理，章惇非常犹豫。曾布是新法的追随者，但当年王安石罢相也有他的一份功绩，章惇更希望一个更为坚定的新党成员来做这件事。更为重要的是这也事关他本人地位，曾布一部史书大成，加上原有的地位，是有可能对章惇形成威胁的。 修史这种事现在看来似乎是小官，那是因为现在政策制定这些和史录是分开的，大家只是从史录里寻找得失。但是在当时，修史几乎就是制定政策走向，特别是这个时段，朝堂是打算重新启用新法，《神宗实录》几乎能成为治政方略。 章惇推举了一个人，中书舍人蔡卞。蔡卞文采自不必说，哪一个进士不是满腹经纶才华出众，何况他一手书法都能传天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最得王安石看重的人。蔡卞也是对颇多争议的《青苗法》最坚定的支持者。 章惇另外想调用的几个人中有两个相对特殊，一个是李格非，一个是潘易岭。这两个人更归于旧党。（对于中下层官员，大家都有倾向，其实真的不必过于归集，更无需逼迫他们去做个选择。那些想做大事的自然会跳出来自己选。） 李格非一直在中枢，其文章策论本就扬名于世。要不他也不会得苏轼另眼相看。 潘易岭在西北战略和茶马司调整的主张事实上是偏于新党的。实际，当时潘易岭从开封调职茶马司，就是因为他在西北战略上持不同旧党的态度。 章惇知道这几件事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儿子章援。章援和潘易岭是同科进士，还是贡举援的官途很平淡，他虽然是苏轼点中的贡举援虽然入中枢秘书郎，一样不多提主张，做点自己份内的事。 …… 这是大宋朝堂一次大调整，许将回朝以吏部尚书任尚书左丞，这个人是赵煦调回来的，他称不上完全意义的新党，很多主张偏于新党，籍贯福建。南方大部分士子的政治倾向上都偏于新党理念。 蔡卞迁国史修撰，组织重编《神宗实录》，中书舍人由另外一个还朝的林希代替。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人回朝了，蔡京权户部尚书。 户部在元丰改制后就是大宋的钱袋子，蔡京的回朝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新法势不可挡，新党需要这个位置来调整朝廷的收支。新党财政理念积极进取拓开财源，也需要户部来确定治政调整后的财务状况。 开封蔡家门庭若市，蔡京本就做过开封府尹，在任内也是称职，这次总算告别贬谪生涯，重回大宋中心开封这个舞台。 政事堂最后通过的是以新党黄履为御史中丞，李之纯贬谪地方知州，台谏的最后一环补上。 元佑九年，应该说现在是绍圣元年。这轮调整下来，新党全面掌权。大宋朝这艘巨船正式开始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