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京师官员们本来还没调整好工作状态，却忽然被来自广西的一封奏疏给惊扰了假日的余韵。 大明开国之初，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也因为国家初创，他不敢懈怠，夜以继日地工作，大臣们也只好跟着拼搏。所以那时假期很少，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日，冬至3日，元宵节10日。后来才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休假有50天。 根据去年也就是万历八年纂修而成的《大明会典》卷八十《节假》记载，官员的法定假期主要有冬至、元旦、元宵三节。 而昨日，大明版的“春晚”——鳌山灯会才刚刚过去呢！ 这鳌山灯会，是每年元宵佳节时，大明皇家在宫城里搭成的巨型花灯烟火景观。因其形状似鳌，因此名为“鳌山灯会”。从永乐七年元宵节起，这个盛大灯会更是高调开放——“听臣民赴午门观鳌山三日”，君臣同乐的意义十分重大，堪称明朝版的“春晚”。 通常是从上一年的十二月起开始准备，把各种设计独特的“奇花”、“火炮”层层叠积起来，通常会堆积十三层高数丈。待到元宵节这天，庞大的“鳌山”上各种形状的彩灯闪烁，绚丽的焰火不停燃放，更有钟鼓司优美音乐里，宫娥们翩翩起舞，在这个时代来说，完全是美妙无比的视听享受。 有个叫唐寅的后世大名人游学京城时，就曾亲见鳌山灯会的盛况，激动写了首诗：“仙殿深岩号太霞，宝灯高下缀灵槎。沈香连理三珠树，彩结分行四照花。水激葛陂龙化杖，月明缑岭凤随车。” 连续三夜的狂欢下来，大伙儿谁那么快就能进入工作状态了？更别提这年关边上，京官们还要收炭敬呢…… 然而有个叫高务实的家伙偏是不肯安生，各衙门刚刚复工，他的奏疏就进了通政司，一来就是个开年大新闻——这封奏疏居然叫做《为遵夫子以直报怨之训臣请率广西诸土司讨伐安南莫氏疏》。 啥？你讨伐安南莫氏居然还是遵夫子之训？ 不过这道奏疏最是神奇之处，还不是什么遵夫子之训，毕竟孔夫子的确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话，关键是高务实在说明了他与众土司遇刺一事之后，提出了一个无比新鲜的提议：他和众土司要发兵去报这个私仇，请皇帝批准。 这就要有一些争议了。 虽然，《公羊传·庄公四年》里曾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汉武帝更是以“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为由，向匈奴发动复仇之战，最终封狼居胥，扬大汉天威于瀚海，看起来汉人自古就提倡复仇。 可是问题在于，这些仇算起来都不是私仇，而是国仇啊。 国仇怎么能用私仇比拟呢？ 就好比，汉武帝因为汉高祖白登之围丢了面子所以要征匈奴，这个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可是隔壁王老二因为儿子被街坊张老三给揍了一顿，就跑去把张老三给打死了，这难道也没有问题吗？ 你高务实堂堂六首状元，去年还刚刚主编了《大明会典》，难道连这点常识都不懂？ 不过高务实也有他的理由，他说的是：“彼者安南，南疆远荒，又为天朝藩篱，若以国战征伐，此理不足恃也。况大军远征，民生弭害，圣天子必不忍见。然则，莫氏欺臣太甚，竟遣刺客图命，乃至波及诸土司，今桂西、桂南土司数十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 臣窃以为，土司固我国土，土官固我朝臣，然其地世管，其官世袭，与寻常有别。若其仇在我内地，当依国法而处；若其仇在我国外，可依国仇而论。是故，安南之遣刺客图臣与诸土司，虽非朝廷之国仇，实乃臣与诸土司之国仇，焉能不复！ 然此既为臣及诸土司与莫氏为仇，则征伐所需兵卒器械、粮草饷银，自不该由朝廷所付，皆由臣等自筹可矣……若能一扫交地，何如复报昔日黎利之旧怨邪？” 黎利就是那个发动蓝山起义，百战而使明宣宗觉得留着安南是个亏本买卖，终于放弃的黎朝开国之君。 高务实提这一点的意思很明白——虽然后来黎利还是要向大明求封，大明也准了，且要求他三年一贡，每次准备两尊“代身金人”以为大明当年战死的两员大将抵命。 但不管怎么说，堂堂大明居然不得不放弃已经吞并的国土，这在朝廷文官自信心爆棚的明朝，还是很让朝臣们不爽的。 高务实就是要利用这种心态，让他们把这件事的思路引向“打安南，报旧仇”这边去。 因此这篇奏疏就分成三个层面： 先是论大义，高务实说是遵孔夫子的教导，要以直报怨——莫茂洽这个扑街仔居然敢惹我，那我还不得打回来？揍他丫的！ 再是讲道理，虽然土司是咱们的臣子，可是他们是直隶官，莫茂洽是外夷官，土司和莫茂洽之间的仇，明显可以适用于国仇。 最后说好处，既不费朝廷一兵一卒，也不费朝廷一银一铜，我高某人和广西土司包打了！而且打完之后，还能给咱们大明报了当年的那点旧怨，这还不好？ 高务实这样的臣子显然是皇帝最喜欢的，因为只要是他提出问题，就一定不会只是单单把问题报告给皇帝，让皇帝自己去纠结怎么办。 而是随同问题，把解决的办法一并提出来，并且这个解决的办法还特别轻松，作为皇帝只需要朱批一个“可”或者“允”、“准”等字即可。 这样的大事，皇帝居然发现自己只需要一个字，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剩下什么都不用管，全部交给下面就能办完，那怎能不觉得爽快？要都是这样的臣子，这皇帝当起来岂不是省心百倍么？ 所以，当外廷有些人还在争论高务实这个“土司与安南之仇可以比拟国仇”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的时候，内廷的司礼监已然明确放出风声来——不花朝廷一文钱就可以报百年前的旧怨，谁反对谁就是别有居心！ 这下子外廷就一时失声了。 没法子，大明就有这种传统，对内的事情大家吵一吵没什么关系，对外的时候口径必须统一，而统一的口径还必须是强硬——就好比后来崇祯实在没法子了，想和后金议和，结果还只是有这个意思，事情泄露之后也不得不丢车保帅一样。 连皇帝都不敢承担对外软弱的罪名，可见“刚明”不是说着玩的，那是两百年的传统。 因此，外廷的争议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次日，内阁的票拟呈上了皇帝的案头，意见当然是同意。 皇帝的回复也很及时，并且用词非常的有意思：情有可原，下不为例。 其实朱翊钧是很想直接批复一个“准”的，甚至干脆来个“妙极”，不过有些事可以想却不可以直说，天朝皇帝的调性总要维持住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