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一周的庭审，因为抗辩而显得更加精彩。 被诉方竟然在最后质疑青基会在香港筹到的善款下降，并非由于港媒的不实报道，而是因为青基会在当年并没有在香港为希望工程做足够的宣传推广。 曾家辉在原诉方律师的配合下，以答问的方式给予了坚决否认。他说：“两个方面：是在行使新闻自由权的却很少。因为它失实了。” “那你怎样评价这件事？” 记者紧追不放这个问题。 曾家辉本想抛开一些因为体制不同的原因谈这件事，却不料记者穷追不舍，只好道：“关于你们应该看过一篇题为：从英式到中式作者是你们本土的教授，发表于，他在文中就作了精辟分析，我不想重复。” “可我们感觉这人诉讼有些干预了，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曾家辉不置可否，道：我需要可以指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过去，左、中、右俱存的传媒，这种过去所享有的自由并不完全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港人对是十分珍视的，也正因为珍视，导致对这方面事情十分敏感，很容易出现所谓‘干预新闻自由’的误解。其实，不论希望工程的事情也好，还是大陆的其他事务也好，港人作为祖国的一分子，有权在新闻传媒上对祖国的公共事务提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那些与自己相关的问题。我捐的钱，作什么用了，到哪里去了？当然有权提出问题。希望工程的负责人或者有关的主管机关，也是欢迎港人提出这个问题并会给予回答的，也就是港人有知情权利。但是，现在这个案子，不在于提出了这些问题，而在于传播的事实不对。发表文章说希望工程的钱不明不白，被贪污，这才引起了诉讼，希望工程不得不到香港法庭上来讨说法。我认为，这不是干涉新闻自由，， “能不能谈谈你对新闻自由的理解？” “你们一再强调香港的新闻自由与内地不同，我想请问你想听哪个方面的理解？” 曾家辉的反问让记者有点不知所措，沉吟之后才道：“从世界上比较完善的英美制度来谈吧。” “这个好理解。”曾家辉点头道：“英美的新闻自由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限制行政对新闻的干预，而把新闻运作中的社会关系交给司法来调整。新闻自由并不是没有约束的，这个约束主要通过司法来加以实现，而不是行政。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美国的新闻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同其他的政府、社会、个人的权利的冲突主要就由司法来裁判。因为新闻自由主要是保障公民了解、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反映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出现问题由谁来裁决呢？由司法来调整。” “如果用这个观点看，你怎么看？” 曾家辉这次摇头了，道：“我不敢说个人怎么看，只能说可以分析一下。” 记者不得不承认曾副书记的政治敏感性，只得点头道：“那就请你分析好吗？” “用司法调整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分权而立’。香港就不是，香港是行政主导制度，但对司法赋予了最后裁判的权力。法官是行政长官任命的，任命后就独立审判，终身任职。在香港这样行政主导体制下，司法可以有这样大权力，我想大陆在党的领导下也可以给司法一个适当的地位。我们的司法独立主要是指依法独立审判、独立检察，但是正如法律界许多人士认为的那样，还正在完善这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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