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操作性也是实证性的必要环节。
关键词：实证性 规范性 操作性 事实 逻辑 价值
登高望远 规范与实证：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缩影
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缩影，实证经济学转化为规范经济学的逻辑必然性，应该通过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转化的历史必然性来说明。
规范经济学的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就是用逻辑来说明历史，用历史来说明逻辑。
在本体论领域，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规范性则包含了实证性。由于本体论包含了历史观，所以总体上仍然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本体论中的实证性包含规范性，就是通过社会科学领域中规范性包含实证性表现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环节。因此，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问题，虽然在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的范畴，但同它们在本体领域属于实证的范畴并不矛盾。把合作看成是规范的，把竞争看成是实证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竞争看成是理性的，没有科学依据。
把价值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关系从人与人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就是重合的。当然，二者的合一有一个过程。只有从分散的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大工业生产，从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发展到以合作为主，经济学才能从唯科学主义发展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才能得到统一。
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空间上、逻辑上并列的关系，而且是时间上前后交替的关系：配置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而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则是知识经济的结晶。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纯粹的配置不存在，配置过程也是再生过程——是价值再生过程，最起码是道德价值再生过程。
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制度变迁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与交通工具改进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制度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制度变迁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制度变迁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制度变迁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这既不是规范的方法，也不是实证的方法。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关系。
应该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逻辑关系，放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历史关系中考察——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缩影，实证经济学转化为规范经济学的逻辑必然性，应该通过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转化的历史必然性来说明。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只有规范的才是实证的；而自我标榜“实证”的经济学则往往更像盲人摸象。
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人的主体性不同，人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是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形成与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自都是真理。这就是经济学的多元性。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使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流派与各自的参照系相对称。这就是经济史、经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虽然规范与实证是历史更替与逻辑交替的两种方法，但对这种更替过程的反思却只能运用规范的方法。实证的不一定是规范的，但规范的则一定是实证的——规范是对实证的相容和超越，是方法论发展的更高阶段，正好像与之对称的文化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一样。离开了规范性的实证性，只是相对的；只有包含在规范中的实证性，才是绝对的。
不但经济学有规范与实证之分，经济发展也有“规范”与“实证”之别。美国奴隶制的消灭，不是“实证”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是“规范”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物，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经济发展本身是规范的指导，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当然也应该是规范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种“规范”的内在环节。
作为实证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是横断科学，规范经济学是纵深科学，纵深科学以知识运营为前提，知识运营以人类二次创业为背景。只有人类二次创业，知识运营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占主导地位，使人的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才能使经济学由横断科学升华为纵深科学，才能使经济学由实证经济学转变为规范经济学。因此必须在人类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框架中观察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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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背景与实践框架中来观察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才能对二者合理定位，并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方法论。
诺贝尔奖经济学本身也显示出它的周期性；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规范性也蕴含了实证性。把诺奖周期中的某个环节抽取出来，直接宣告实证主义或规范主义的胜利，正好像把经济周期中的某个片段抽取出来建立模型一样，其结论是不可靠的。每个诺奖经济学都构成了人类经济认识大圆圈中的小圆圈或某个环节，但每个小圆圈都不能取代大圆圈，也不能把大圆圈归结于某个小圆圈。按诺奖数量在分支学科的比重来证明经济学更侧重实证性或规范性是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