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两策实难分高下，各有利弊。上策之优，在于唐军可避敌之锐，无需与屯驻河洛、关中之叛军主力决一死战，而以主力直击叛军老巢，行战略包围之举。如此，无论从时间或人员伤亡而言，皆为上佳之选。且若择此上策，河北三镇必遭彻底清剿，后世亦绝无尾大不掉、形成实质性割据之局面。
下策之妙，在于收复二京后，这位在长安城外登基的唐肃宗，能够如旭日东升般迅速获得即位的合法性，而非像现今这般犹如困兽般困居灵武，君不似君，臣不似臣，还需如临深渊般提防滑向永王李璘这些手握兵权的藩王效仿自己。
上策的弊病在于法统的缺陷，而下策的弊病则是——主力对决时，唐军的补给线会如橡皮筋般不断拉长，而叛军的补给线却会像压缩弹簧般显着缩短，唐军伤亡惨重已成定局；河北三镇则会如脱缰野马般尾大不掉，形成实质性的割据。
为何唐肃宗会选用下策平叛，而非上策呢？这便需提及唐玄宗与唐肃宗父子间的权力交接问题了。
彼时，灵武小朝廷正为平叛之策争论不休，而远在成都的唐玄宗却已替他们做出了决定。公元 756 年八月十六日，《明皇命肃宗即位诏》昭告天下，唐玄宗用那连篇累牍、空洞无物的废话，向唐肃宗表明了权力交接的问题：如今你已登基称帝，我便承认你的皇帝身份，给你个面子。兵权你也差不多掌握了，就直接交予你吧。但人事任免、大政方针的权力，我仍会紧握在手，你的所作所为需告知于我，我的决策也会通知于你。若想独揽大权，那等你收复长安，我们父子回到长安后，我自会将所有权力转交于你。
如此一来，唐肃宗便不顾李泌等人苦口婆心的劝阻，一意孤行地采用了下策作为平叛方针，迫不及待地要求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率军在最短时间内收复二京，平定叛乱。而远在成都的唐玄宗，在妹妹玉真公主与高力士等人的陪伴下，“退休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
公元 757 年年初，刚刚登基的大燕皇帝安禄山，就被其野心勃勃的儿子安庆绪残忍杀害，安史叛军内部自此分崩离析，走向分裂。唐肃宗瞅准时机，趁此良机接连对盘踞在关中的叛军主力发动攻击。同年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统率二十万大军，与叛军在长安郊外的香积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李嗣业率领安西北庭行营的陌刀兵如猛虎下山一般，杀得叛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陌刀兵的赫赫威名，响彻天地。郭子仪抓住战机，趁势一举击败叛军，成功收复长安城。
在得知长安城被成功收复的喜讯之后，唐肃宗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唐玄宗。信中的文字表面上是要与李隆基一同分享这份胜利的喜悦，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另一层深意：如今我已夺回长安，不知何时我们能够回到京城，完成权力的移交呢？
紧接着，唐肃宗当机立断，再次亲手执笔写下一封书信，诚恳邀请唐玄宗回归长安，并表示愿意退位让贤，自居东宫，侍奉于玄宗左右。然而，唐玄宗一眼看穿了儿子的心思，对于这种心口不一的言辞，他感到既气愤又好笑。心想：难道你就用这样虚伪的话来试探和考验你的生父吗？
唐玄宗给唐肃宗回了一封信，洋洋洒洒数千言，但细细读来却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语，真正有用的信息不过寥寥数语罢了——“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其含义不言而喻：既然你已经收复了长安，那么皇权也可以交由你执掌。然而，你需将剑南道的赋税供奉予我即可，其他事情休要再打我的主意！更不要妄图将我囚禁在长安城之中，这绝对不可能！
唐肃宗李亨接到此信后，如遭雷击般呆立当场。心中暗自思忖：父亲大人您竟然选择留在成都，如此一来，大唐岂不是等同于存在着两套并行的行政体系？而我此次登基并未遵循传统的父传子模式，缺乏正统性与合法性。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费尽千辛万苦去收复长安呢？
眼看着唐肃宗因自己的小聪明而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身为肃宗智囊团核心人物的李泌挺身而出。他迅速代肃宗草拟了一份奏折，字里行间满溢着孝子对生父的深情厚意，并巧妙地以孝道相要挟，力促唐玄宗离开成都，早日回归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