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血汗！是我们云南老百姓的血汗！”提起这条公路，曹子锜的双手握成了拳头，不住颤抖。
当年，负责保护这条“血汗路”的曹子锜也是如此激动，他知道，自己义不容辞。
滇缅公路的出现，使原本是大后方的云南一下子变成了前线，日军以越南为基地，轰炸滇缅公路全线，妄图切断这条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断绝物资供应，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月起，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公路上的桥梁。
没有制空权的中队，用鲜血和生命护卫着滇缅公路。“我的传令兵就在那里牺牲了，李英凯，他叫李英凯。”说到这儿，曹子锜的嘴角轻轻抽搐。
那天，曹子锜和李英凯开车行驶到当地火车站附近，遭遇日军空袭，二人下车，举枪射击。轰炸机低空掠过，丢下炸弹，一声巨响后，李英凯就在曹子锜的眼前倒下了。曹子锜双眼充血，仰天长啸。“我要保卫家乡，我要保卫国家！”这不仅是曹子锜心中的呐喊，更是那些牺牲战友未尽的愿望。
云南省红河州东南部的屏边县与被日本占领的越南只有一河之隔，曹子锜在这里与日军长期对峙，已是营长的曹子锜亲自担任哨兵。他们在山坡的一棵树上搭了树棚，曹子锜每晚就住在那里，紧盯着河对岸的日军。
对峙、轰炸、枪林弹雨，年复一年。曹子锜终于等到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区被划分为16个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是中国战区中惟一一个境外受降区，因此入越受降又被称为“跨国受降”。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以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去异国首都举行受降仪式。这份骄傲，是英勇的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45年9月8日晚，以滇军将士为主力的20万中国大军，分数路向越南北部挺进。“20万军队浩浩荡荡出滇，街上到处是‘抗战必胜’的标语。”回忆到这里，老人的脸上满是幸福与骄傲。
曹子锜随滇军将士日夜兼程，挺进河内。进入越南后，为了缩短路程，他们横跨渺无人烟的越北原始森林。曹子锜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45年9月28日，受降日。那天，总督府门前广场上悬挂中、美、苏、英四国国旗，总督府内官席左边为盟军代表席，右边为高级将领，后面设来宾席。
上午9时30分，中方代表、第三十军军团司令卢汉进入受降大厅。上午10时整，日军第38军团指挥官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等6人解除随身一切武器，曾经张牙舞爪的侵略者，此时低垂着头，面北站立，向卢汉行军礼，礼毕后聆听卢汉宣读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投降书内容所写的条文。宣读完毕后，卢汉将条文交给土桥勇逸签字，大厅内顿时欢声雷动。
曹子锜所部在越南总督府周围各街口戒严，他一脸严肃，但心一直在狂跳。当土桥勇逸等日本代表走出受降大厅时，河内万人空巷，大家都聚集到总督府周围，想要看一看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将领投降后的狼狈。受降仪式后，曹子锜负责将8万投降日军及家属遣返，将缴获的物资弹药运送回中国。之后的半年，他一直在河内奔忙。“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荣耀、最幸福的日子，我们是胜利者，我们胜利了！”老人说着，眼中有泪光闪动。
完成河内的受降任务之后，曹子锜受命乘坐美国的轮船，历经8天8夜前往东北葫芦岛，遣送残留的日军亲属和日本侨民。抗战胜利后的30年里，曹子锜一直在四处奔忙，难以归家，父母离世前都没能再看一眼他们这个为国尽忠的长子。
这30年间也有甜蜜。曹子锜在葫芦岛结识了一位知书达礼的东北姑娘，两人喜结连理，生下一子两女。如今，耄耋夫妻白头偕老，伉俪和谐。这份宁静的美好，也许就是当年那个17岁男孩拿起枪想要捍卫的和平幸福。
老伴翻出了一件大衣，胸前和后背都印着“抗战老兵”四个大字，这是志愿者送给曹子锜的，是老人最珍爱的一份礼物。老伴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上，扣好。曹子锜拄着拐杖起身，慢慢踱到屋中空地，举起拐杖做了个端枪的姿势。
年近百岁的曹子锜怕是已经端不起真正的钢枪了，但在老人心中，枪，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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