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转眼即到，日本欲抢在农历年前与袁世凯签订约书的计划宣告失败，这让整个日本驻华大使馆都陷入一种焦灼的气氛里。陆征祥算是取得了一个小胜利，但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小胜利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会让日方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更加咄咄逼人。
但樱井旬似乎并不在焦躁的人群里，他甚至还在农历二十九的时候带着樱井美子到谢怀昌住处去拜年，只不过谢怀昌被陆征祥留居陆宅，因此才没有见上，只得托他的邻居转达心意。
谢怀昌早就将自己和樱井旬之间的交情和关系报给陆征祥，一来是洗清嫌疑，二来则是希望他的这层关系能为陆征祥提供新思路，或是一些其他的帮助——虽然他觉得可能性极小。
陆征祥的反应如他所料，因为前者是真正跟樱井旬打过交道的人。据陆征祥的说法，樱井旬是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同一般的军人比，他更有儒将的气质，但所谓义不行贾慈不掌兵，他能作为日本的军方代表出席谈判，显然不是靠他的绅士气度和所谓的儒将风采。
谢怀昌在陆宅住过了整个新年，没有宾客盈门前来拜年，也没有亲戚满堂共同守岁，整个外交部都没有过年的心情，因此取代那些酒宴和祝福的，只有一场接一场开不完的会。
袁世凯在收到约书之后便对约书上的二十一条条款逐条批注，他与梁先生秘密开了数天的会，确定中国对约书的态度是避重就轻，由此定下了正常谈判的基调。
欧洲的战役还打的如火如荼，一两月之内绝不会出结果。袁世凯原本宣布中立，打算趁欧战时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实业和军事，但日本却打算趁这个机会趁火打劫，这使得袁世凯不得不调整策略，密切关注欧战形势，打算在恰当的时候宣布参战，由此争取一个有利于中方的国际环境。
陆征祥私下里垂头丧气，但踏进外交部办公楼的时候，立刻就会意气风发起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方越害怕什么，他就越要去做什么。
日置益唯恐夜长梦多，多拖一天，对中约书引起国际干预的可能性就越大。
陆征祥刚进办公楼，他的秘书就忧心忡忡地迎上来：“接到日本大使馆的电话，日置益大使要求下午再开一场谈判会。”
陆征祥诧异道：“为什么再开一场？昨天不是刚开完？”
秘书皱眉道：“他们说昨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些问题没能最终确定，所以想趁热打铁，最终确定一下。”
陆征祥摆了摆手：“难道我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是为他日本大使馆一人开的不成？告诉他们，我公务繁忙，能每周抽出三天时间来开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天着实挤不出时间来，还是照计划，明天再开吧。”
日本约书已经是外交部所面临最大最严峻的外交事件，陆征祥口称的“公务繁忙”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借口。
谢怀昌为他打开办公室的门，笑道：“您这样拖可不成，万一他们来办公室堵您，岂不是一堵一个准？”
陆征祥将手里的文件放在办公桌上，愤然道：“他们总不至于冲进外交部来闹事，那与公然发动战争还有什么区别？”
谢怀昌道：“我的意思是，总长下午不如离开外交部，这样他们若来堵您，也算是身体力行地证明了您公务的确繁忙。”
陆征祥沉吟片刻，觉得谢怀昌言之有理，略加思索便道：“叫秘书联系沙皇俄国大使馆，约个下午的时间，我要去拜访他们的大使。”
他的打算是将日本的约书内容泄露给沙俄驻华大使知道，这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仅仅在半个月后，袁世凯就通过外交部秘密办事员蔡廷干联系上了西方记者，将约书内容透露给了几家西方报纸的记者知道。
樱井美子在三月底的时候来向谢怀昌道别，说她要去上海探望婉澜了。她自己去的，并没有樱井旬陪同，借此暗示他们的交往是纯粹私下的，并不涉及两国关系。
她自是打一个如意算盘，但谢怀昌却忽然有了新的想法，他客客气气地送走了樱井美子，转身就去寻陆征祥：“总长应该还记得，我们家同樱井旬的太太有些交情。”
陆征祥一脸茫然：“我知道，怎么？”
谢怀昌右手成拳，砸在左手掌心里：“我或许可以从樱井旬嘴里套出点情报，由此确认日方的让步底线，也免得您在谈判过程中做无用功。”
陆征祥惨然一笑：“宁隐，你的确是一心为国，看到中华还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就连我都颇觉欣慰。”
谢怀昌低头道：“总长谬赞了，我是中国人，不一心为我母国，难道要去做那吃里扒外的叛徒吗？”
陆征祥点了下头：“既然如此，我不瞒你，你这个想法，大总统一早就想到了，贺长雄先生月前就已经抵达日本东京，拜访日本的元老派旧交。”
谢怀昌愣了愣：“效果如何？”
陆征祥靠在椅背上，疲惫地揉捏自己的鼻梁：“日本现任首相大畏重信的内阁与元老派有些矛盾，这是贺先生返回来的信息，他建议我们利用这两派之间的矛盾去跟日本人讨价还价。”
谢怀昌追问：“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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