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庸初入官场时,是李鸿章一力提拔的,当年李鸿章与张之洞分任南北洋大臣,张之洞身边有个真正学贯中西的狂儒辜鸿铭做幕僚,李鸿章身边也有个精通商业的盛宣怀做帮手,这二人一时瑜亮,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谁也注意不到李鸿章身边的这个姓谢的年轻小子。然而谢道庸在彼时便已经显露出了他长于其余人的可怕特点——他的脑子似乎是一张条理分明的蛛网,记载着他能遇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年龄籍贯,甚至喜好习惯,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延伸出一条或者许多条线,将它与另一些名字以不同的理由连接起来。
镇国公载泽正是他那张蛛网上的一个名字,谢道庸面前尽力拿着皇亲贵胄的派头,故意将小脸板的不苟言笑。那时还不是镇国公,只是一个辅国公,在见惯了实权亲王的李鸿章面前,着实算不得贵勋,只不过是看在他爱新觉罗的姓氏上予以尊重。在李鸿章去和恭亲王议事的时候,谢道庸奉命陪着这个小大人一样的孩子,跟他讲洋人的新鲜玩意,还送了他一块盖子上画着外国女人的怀表。
载泽对谢道庸印象很好,或许正是托了那次相见的福。他先前一直在盛京守着大清的龙兴之地,二十岁的时候被召至京城,到袁世凯都乐意满足,甚至袁世凯的老对头瞿鸿機任外务部尚书的时候,都对他以公谋私的小动作睁只眼闭只眼,在有人因此弹劾他的时候,还会主动出手来帮他摆平这些麻烦事情。
“咱们中国人什么都不多,只有心眼子多,”谢道庸亲自为载泽续了一杯茶:“无用的清官和贪财的能吏相比,你会选择用哪个?”
载泽在桌子上重重一拍,高声斥道:“老庆那能算是能吏吗!”
“我说的是袁世凯,”谢道庸语带责怪:“泽公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在太后跟前,沉不住气可不是个好习惯。”
载泽端起茶盏来饮了口茶,长长叹气:“之衡,不瞒你说,我只有在你跟前才敢这样大呼小叫地骂骂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袁世凯也就罢了,你说太后到底为什么这么信任老庆?”
“你说乾隆爷在位时为什么这么信任和珅呢?”谢道庸笑眯眯地反问,意料之中地看到载泽露出一脸瞠目结舌的表情。
“泽公呀,你是爱新觉罗家的龙子龙孙,这天下就是你们家的,你自然是为自己家的天下着急,可太后呢,”谢道庸轻轻咳了一声,道:“我给你说这话,可是没有丝毫要挑拨你和太后君臣关系的意思,你切莫误会了。”
载泽急忙道:“之衡放心,你的忠心,我自是最明白的,如今大清被太后掌管着,忠于大清,就是忠于太后了。”
谢道庸却摇了摇头:“非也,泽公,忠于太后,自然是忠于大清,可忠于大清,却未必是忠于太后了。”
载泽看着他,愣了一愣,脸上的表情逐渐由愤慨变成茫然,最后竟然有惊恐的神色浮现出来,他放下茶盏,忽然打了个哆嗦:“我想起一件事来,之衡,这事还是李莲英告诉我的。”
“就在立宪准备时间定下来之前,袁世凯曾经被太后宣进宫说话,说君主立宪和共和政体的区别,聊着聊着,就走到了皇上住的瀛台,太后去的时候,皇上正在修表,满满地摆了一屋子钟表,太后看着有趣,就拿了一个走,临出门时到正点,皇上屋子里所有的钟表一起叫唤起来,太后忽然就发怒了,从李莲英手里夺了那个钟表来,狠狠砸在地上,险些伤了皇上……”
他说着,竟然连声音都有点发抖:“第二天正经商量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就改口了,将立宪预备时间从四年推迟到十二年,我当时还以为他要搞什么鬼……”
谢道庸看着他,深深叹了口气。
载泽实在是太年轻了,他今年才刚26岁,也就是托了投生在爱新觉罗家的福,才有幸在这个年纪担要职重任,没有从这个官场最低的位置熬起,就永远不知道这个官场最关注的,永远不是政务能力,而是站队的能力,甚至是,表忠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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