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阿布里抽空又去重症室探望那个女伤患。
虽然进行了手术,肺里的积血也清掉了,但是她的生命体征却仍往下降。
“再不转到更好的医院去,她怕是再也醒不来了。”
阿布里叹了口气,他和同事明明已经尽力,可却因为医院条件不足,只能这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病人等死。
这样的事情,对一个拥有职业道德的医者来说,是多少的残酷。
在他离开重症室前,无意间睨见了床头柜上摆着那个女人的几件私人物品:一只电子手表,一块陈旧的军牌。
这些东西之前他没有见过,是因为拍片子时护士把她身上的金属饰品都摘掉了。
这个女人是军人?
阿布里好奇地拿起那块军牌,那是一块美国士兵用的军牌,有些年头了,上面烙的数字编号仍清晰可见。
看女人的模样,再看看手里的军牌,阿布里猜想应该不是她的,但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她一直戴在身上。
一个或是军人或是与军人有关系的女人。
一个正好在飞机被袭之后跳伞逃生还被飞机残片击中的女人。
阿布里若有所思,将那块军牌放回床头柜上,然后离开重症室,去了医院一楼的大堂。
阿布里利用前台的电话给安提克政府秘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一直负责与土方政府交涉,申请医药支援的事情,所以对这些电话号早已熟记在心。
接电话的是秘书听了他对那名女伤患情况的描述,答应联系下正在调查飞机被袭的军方小组。
只要那边的人过来,那个女人就能转到更好的医院去了。
阿布里挂了电话,一直坐在电话机边等待调查小组那边的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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