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可耕种面积”的概念。可耕种面积不仅仅与土地本身质地有关，更决定于耕种的作物。而这是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从而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多。
同时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地的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小麦与水稻可耕种的土地。这样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耕地面积。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根本。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肯定有人会去抢的。中国人闯关东就是很好的例子。清朝为了满族八旗的利益，于康熙七年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 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即使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汉人闯的关东，“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为什么，汉人会不顾政府追捕，背井离乡来到关东这些荒芜之地? 因为那里有土地。 因此只要有可耕种的土地，勤劳的中国人都会去“抢”的，这不需要那些英明的领导人的鼓励。因此，且不论清政府的禁封东北政策，清政府劝垦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
粮食亩产的提高
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它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中国古代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主要有复种制、轮作复种制、间作套种及混作制等几种形式。复种制指在同一块田地上一年收种两熟三熟，我国自春秋战国已经创始；轮作是指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农作制度，以区别于种植同一作物的连种制，魏晋以前我国已较普遍地建立了豆谷轮作制；间作套种指在某一作物生长期内，同期间隔播种两种作物或于预留空行内补种作物的栽培方式，我国早在汉代已经创始；混作则是指在同一地块上同时播种多种作物的一种种植制度。中国农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些耕作制度有着多方面的优点：可以充分利
用光热和水土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一定的组合可增加土壤的肥力，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一定的组合有助于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保障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番薯，玉米的引入丰富了我国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的内容，而且可以不占水稻，玉米生产的农事，实现在一块土地的两熟和三熟。
从番薯种植的这两个特点来看， 清代耕地面积和人口都增加四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即使清朝中后期如何战乱与饥荒，中国人口也能维持在3到 4亿。 那些提出康乾盛世的人，是否也认为清末也是盛世呢。可惜中国历史从来都是统治者的历史，从来不会关注农民如何，更不会关注番薯的引入有什么作用了。
但是也应该看到，番薯给中国带了人口盛世，但并未把中国带入强国。 虽然中国的人口多了四亿，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和对科技文化的摧残， 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清朝的落后挨打正是这个盛世时期形成的。在明末，中国科技、经济与西方不相上下，军事上也可与西方抗衡。而经过这个康乾盛世后，中国就远远的落后于西方。在西方殖民者眼里康乾盛世时中国不过是一个盛产茶叶的黑非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