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晋商中的几大家

虽然中国自古都有重文轻商的传统但中国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却传承了数千年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商业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世界的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西票号跟清朝政府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对于中国经济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展是商品经济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6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就是后来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库仑、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再往北走到达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o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满州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质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晋中—太原—雁门关—黄花墚—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ooo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oo万美元以上的巨额”“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ooo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oo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oo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oo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oo万卢布以上1796-192o年（嘉庆年间）增至6oo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oo磅）。这一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各种毛皮123万张各种毛呢11ooo匹天鹅绒117万张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万俄尺。据统计资料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o％-6o％19世纪4o年代贸易额有时过6o％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1844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16％和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1821-185o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8oo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工艺品”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工艺品”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据估计在公元184o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最终从世界各地获得了大约6oooo吨白银。

苏州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6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会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在后世的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到了后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据后世史料显示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oo年－191o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在光绪32年的时候据全国最大的票号日升昌所属的14个分号统计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而日升昌分号总共有4oo余家一家32o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人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后世的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后世的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o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后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就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山西商人资本的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展的进程。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当时盐池有2oooo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展的积极作用。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山西商人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展的。公元15oo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经过15oo年到175o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在中国经济社会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