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年级时，她感觉特别吃力，加减法总要掰掰手指头才能搞清楚，听写语文字词时总是错误连连，上课时听着听着心思就出游。她游心重，总爱找点无关课堂的事情做，有时候在纸上涂鸦，有时候致力于削出平滑的铅笔，有时候就发呆。
老师很生气，有时候打手心，有时候揪耳朵，不但扣除小红花，还要罚站。她也很生气，也许我就是他所说的“白痴”，这么一想，更不愿意安分听课。
回到家，她就很开心，马姐视她如己出，耐心哄她吃饭，给她唱几十年前的童谣，教她折纸，为她剪纸，还会给她买糖吃——也许这是师甜最甜蜜的回忆了。
在她不乖的时候，马姐会毫不留情地骂她，骂必有因，从来不宠溺，也不觉得卑微。到了周末，马姐还会带她去少儿公园玩滑滑梯。
“可是这样的人，这么好的人，走了。那年我十二岁。”马姐本就消瘦，走前几个月越显形容枯槁，说会儿话就很吃力，走上二楼气都几乎喘不过来，更别说做活。
妈妈一开始只是劝她别太劳累，注意休息，反正家里没人走动，不用多费力打理。可后来愈发觉得不对劲，便为她挂号，陪她看病。
为了不影响师甜小升初的学业，他们都选择隐瞒病情，只是告知她，儿媳生了，马姐必须回去照顾。临别那晚，马姐坐在师甜的床边，亲热地唤着“甜甜”，叮嘱她日后要懂事，不要挑食，作业好好做。
她有千言万语，都藏在心底，呆呆地望着熟睡的孩子，轻轻地抚摸她的脸颊。
次年，爸爸的生意总算有了起色，陆续有保姆照料师甜，但都没有像马姐那样亲切、温柔。
